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on a Regional Scal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particularly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highlighted on the regional scal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western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taken place over time,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has not been at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so far.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gap and report on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and their influential factors. Based on data about exhibition enterpris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PRD) during 1991–2013, using the Ripley K function analysis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at: 1) the exhibition enterprise on the regional scale is significantly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agglomeration density and scale ar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gglomeration has developed from a single-center to multi-center form. Meanwhile, this paper profil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by selecting the panel data of nine cities in the PRD in 1999, 2002, 2006 and 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ket capacity, urban informatization level and exhibition venu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location choice of exhibition enterprises. Among them, the market capacity is a variable that exerts a far greater impact than other factors do.

Industrial Discretization Mechanism and Agglomer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Industrial Parks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it lacks strict control in planning for establishment and land use of industrial parks.The supply is seriously surplus,and cut-throat competition takes place in investment inviting activities,leading to discretiz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industrial parks.Industrial park and enterprise cluster have a common foundation,namely,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Industrial parks with enterprise cluster development show various advantages,so industrial parks should take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as their ultimate direction.From problems in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this paper analyzes mechanism of discretized industrial parks,and accordingly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promoting cluster development:(1)Scientifically distribu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improving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and guaranteeing reasonable supply of industrial parks from system;(2)Introducing market-oriented industrial park construction mechanism,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supply of industrial parks;(3)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abil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to promote coordinat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4)Forming excellent enterprise cluster development expec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cluster-based decisions of enterprises entering industrial parks.

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技术创新成为重要战略基点。从国内价值链网络角度出发,基于2012、2015和2017年我国城市尺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国内价值链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地区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升不仅可以增强本地区企业创新能力,还可以促进邻近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并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和GMM估计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内价值链网络下,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效应空间溢出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内价值链网络连接强度提高对本地企业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更明显;(3)机制分析显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产业多样化集聚在国内价值链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产业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小于产业专业化集聚。

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聚集强度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企业战略和决策的动因,从而为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以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作为样本,运用首位度、基尼系数、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等指标和模型,分别从人员和经费两方面探讨其失控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研究政府支持、研发环境、人均生产总值和交通条件对研发投入与企业聚集强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中国企业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典型特征;研发经费集中在少数高投入的领域或机构中,而研发人员的空间聚集性较强,存在一定集聚现象;政府R&D经费内部支出与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为影响企业数量的主导影响因子。为此,政府需要关注企业集聚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人才和资源不均衡分布问题,鼓励企业加强对研发人员的培训与支持,提高其整体素质和分布均衡性。

技术多样性与企业韧性的非线性关系探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技术多样性对企业韧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多样性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倒U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企业集聚程度对倒U型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企业集聚水平高地区的企业相较于集聚水平低地区的企业,技术多样性更能够对企业韧性发挥显著作用。因此,企业可以从数字化转型角度,将企业技术多样性水平控制在一定程度,提升企业的韧性和发展能力。区域企业集聚发展有利于改善企业技术多样化能力,进而提高企业韧性。

基于机器学习的涉海企业类型识别及其空间组织特征的城市比较研究

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对象,而其空间布局与产业组织特征的研究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之一。选取4个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区,基于海洋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爬取空间坐标构建POI产业信息数据库。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各企业所属的行业,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海洋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异性规律。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特征看,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均衡格局,多类别对比显示企业选址存在行业集聚性,同时具有空间极化特征,陆海关系上体现为海岸带高密度单峰或“海岸带-市中心”双峰分布格局。2)从空间组织模式看,产业集群存在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相对应的多层次等级位序特征;除单核心结构外,多核心结构中一般表现为“主-次双核心”或者“一主多次放射状”,核心区间产生空间联系形成多节点的轴线或网络结构。3)从空间匹配关系看,椭圆面积与城市面积呈正相关,椭圆长轴方向与海岸线延伸方向相近,产业分布与城市行政中心、港口等交通枢纽、海湾地形、海岸线等空间要素存在明确的匹配关系。

农村三产融合、农业企业集聚与农民增收

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门槛回归和系统GMM模型,研究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三产融合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2)农业企业集聚在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农业企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其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3)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产融合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和要素融合发展来增加农民收入,农业多功能性拓展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影响。

城市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城市街区尺度密度的证据

城市密度作为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重要表现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其不但能够影响生产率、经济增长及生态环境等,而且对城市的创新效率这一关乎长期增长的因素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专利数据库,并结合LandScan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构建了包含企业-年份维度的300多万个样本,基于OLS与工具变量法系统识别了城市内部街区尺度的密度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密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高密度发展的创新外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街区尺度高密度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其能够帮助企业吸取知识溢出的养分,克服知识溢出面临的地理阻碍。

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增强城市创新活力了吗?

在新旧动能转化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聚焦于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表示的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探索其对城市创新活力发挥的能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2021年城市和企业两个层级的面板数据,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系统性分析,发现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活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城市行政级别、资源禀赋和细分行业的异质性。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阈值增加而呈现出以900km为界线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且存在1300km处的衰减边界。机制表明,上游供应商多元化、下游客户多元化和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是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促使城市创新活力上升的渠道。市场潜力和制度环境作为互补性条件,发挥“放大镜”作用,能增强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的城市创新活力效应。研究结论为跨行业企业协同集聚、深化产业分工任务和驱动城市创新活力上升提供有益见解。

基于企业组织关系的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关联格局研究

运用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网络,分析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关联格局。结果显示:1) 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迅猛,企业跨城市联系增强,深圳、广州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关联网络的控制中心。2)城市群整体关联结构从2005年的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单三角形转变为2020年的广-佛-深和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双三角形,网络密度提升,不对称性减弱,由单区域中心向多区域中心转变。3)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间差距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网络联系最强,金融业最弱,制造业居中,深圳、广州双核心地位凸显,肇庆、江门位于网络边缘。4)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进一步增强城市间数字经济合作,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边缘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在细分行业上统筹规划行业布局,促进各行业均衡发展,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合力。

台资与陆资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对台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台资生产性服务业在祖国内地发展趋势向好,基于1986-2021年在祖国内地的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资料,运用冷热点分析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法分析其企业分布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要素。(1)祖国内地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曲折波动中向好发展,可分为曲折发展期(1986-2000年)、稳步发展期(2001-2008年)、黄金发展期(2009-2016年)与起伏发展期(2017-2021年)4个阶段,并呈现“T”字型格局及辐射状扩散趋势。(2)台资与陆资制造业对台资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初期主要由台资制造业集聚引导,后期则逐渐转向与陆资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合作,体现了跨地区产业互动与技术协同进步的复杂性和多维性。(3)多因素共同影响台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基础设施的影响显著提升;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影响由负变正;工资水平的影响先增后减;地区生产总值影响不显著。

基于企业数据的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解析——区域性社会网络和超网络分析的应用

在区域协同合作、经济内循环的背景下,从企业数据出发对京津冀城市群真实的经济关联进行解析。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单层网络结构,并将超网络方法引入分析“地区-行业”网络的层内和层间交互、合作和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基于企业组织测度的地区子网络区域内发展差距大、资源配置失衡,北京都市圈和石家庄都市圈地位突出,天津的辐射能力局限于市域范围内;(2)基于资本流通测度的行业子网络中,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影响突出;(3)超网络中的重要行业门类相似,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各区县的相关指标均较高,但行业流出的资本更多地去往北京、天津而非石家庄。这些发现对于促进区域创新驱动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自创区科创网络效应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为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国试点设立了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不仅成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引擎,同时也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文章依据2009—2020年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武汉东湖三地自创区的政策文本,进行扎根理论编码聚类研究,发现自创区设立后企业从其科创网络中获得的资源集聚与同群联盟等网络效应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提升。进而选择自创区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2017—2021年的面板数据样本,实证揭示了资源集聚和同群联盟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创区网络的资源集聚与同群联盟等网络效应均能显著提升其企业自主创新绩效,且还可通过知识共享和投入强度进一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数字化转型和制度激励在资源集聚与企业自主创新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最后,按照自创区地理位置进行分层回归发现,同群联盟仍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西部地区样本的显著程度有所降低,而资源集聚仅在中东部样本中呈现显著性。这一结论为企业提升自主创新绩效提供了新的驱动场景,也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的关注焦点。

数字基础设施、创新要素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选取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中,创新要素集聚是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大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据此,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发挥创新要素乘数效应、制定差异化转型策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不断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民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从理论上探析制造业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协同集聚(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因果关系,并选取2011—2022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因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目标、财政压力和中欧班列开通影响表现出明显异质性。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降低资源错配和增强技术创新,是异质性企业协同集聚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上升的重要路径。该结论为理解各行业关联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协同集聚,以及对出口技术复杂度释放新动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集聚到集聚:企业协同集聚的理论机理与演化过程——以江苏太仓德资企业为例

自1993年首家德资企业扎根太仓以来,太仓市已跃居成为在华德资企业集聚密度最高的县级市典范。为了深入揭示这一现象的内在规律,深度融合新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共同演化的理论,并融入制度经济学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嵌入地域空间特征的“企业-政府-制度-网络”分析框架,提出“政府引导下的路径依赖选择模型”。梳理了太仓德资企业集群的演进历程,发展过程划分为历史偶然性(1993年)、路径创造(1993—2003年)、路径依赖与锁定(2003—2015年)、路径解锁与路径突破(2016年至今)4个阶段。重点讨论了德资企业在太仓投资和发展所呈现的“从集聚到集聚”的特征,即集聚太仓的德企在德国也呈现集聚态势。协同集聚机制与动态演化路径是太仓成为“德企之乡”的关键。

虚拟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

虚拟集聚对实现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界定制造业企业虚拟集聚内涵、构建虚拟集聚模型,分析虚拟集聚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从虚拟集聚载体和虚拟集聚网络两个维度构建制造业企业虚拟集聚关键词,借助软件Python爬虫技术从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并结合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虚拟集聚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虚拟集聚能够通过知识溢出、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但虚拟集聚不能加快企业合作创新。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外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虚拟集聚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这种正向影响不受企业技术密集度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虚拟集聚对小型制造业企业、东部和中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更强,而对不同成长周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无明显差异。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制造业企业虚拟集聚及其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且在提高制造业企业虚拟集聚水平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出口产品质量效应,对于培育提高贸易竞争力的新动能、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双向FDI的协调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产业专业化集聚效应,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此外,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格局特征与集聚路径

研发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采用区域空间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行业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集聚路径,研究发现:①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同时,区域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②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发展差异性显著,新兴信息技术行业成为发展重点,不同的科技创新区形成差异化的优势行业,并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分工特征;③企业空间集聚是多条件组态效应的结果,不同条件在组态效应下形成多要素综合协同型、经济主导下政府服务与创新环境驱动型、政府引导下高校–经济–环境孵化型和人才引领下的创新生态优化型4条路径。因此,突出综合优势,营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挥经济引领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强化人才核心作用,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发展策略将有助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集聚。

聚集还是选择:基于企业动态效率的分解

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虑企业间互动以及企业动态进入退出的影响,对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将企业间资源配置纳入集聚效应,将企业进入和退出纳入选择效应,更全面分析集聚生产率优势。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制造业集聚兼具静态和动态优势。对生产率变动分解发现,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中企业自身进步贡献度最高,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资源配置作用越来越重要;选择效应贡献随着集聚水平提高也不断提升,企业退出效应贡献度由2.86%提高到12.82%。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集聚效应中的资源配置影响最大。当前中国制造业集聚处于低水平但不断上升状态,因此资源配置优化和低效率企业在竞争中退出的作用将是未来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