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SCM协议》与我国反补贴法律体系的发展

《SCM协议》是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简称 ,它反对和限制专向性补贴 ,对全体WTO成员具有约束力。在国际反补贴实践中 ,各国纷纷使用反补贴措施抵制补贴对本国产业的侵害。我国现有的反补贴法律体系 ,是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行政机关的部门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为基本结构建立起来的。这些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颁布和实施的时间尚短 ,还没有检验机会 ,有待在实践中予以完善和发展。

国有企业的“公共机构”身份厘清及相应立法完善——以推动我国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为切入点

尽管中美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但一些更棘手的问题将留待第二阶段协议谈判解决,其中国有企业补贴问题将是第二阶段谈判的重点。目前国有企业作为“授”方与SCM协议中的“公共机构”这一补贴主体身份有进一步被西方国家混淆的可能性。我国宜主动通过相关国内立法对接相关国际条约,丰富相关认定标准。特别是在中国要加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协定)进程的当下,中国需要大幅改进出价清单。其出价清单中所列的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的身份认定问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在我国《政府采购法》的修订中进行相应厘清,从而明确国有企业列入采购代理机构,但出价清单中的国有企业并不必然成为反补贴语境下的“公共机构”。同时,我国应进一步在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系列法律完善中厘清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的相应职能,承担SCM协议项下关于禁止性补贴的义务。

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论——以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为视角

美国一方面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另一方面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控告中国的禁止性补贴措施之做法,说明美国正在积极行使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应当从美国联邦宪法与国际法之双重视角把握贸易权利之性质并将其分成实体性市场准入权利与程序性贸易救济权利两大类,唯此才能理解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之实质。对美国正在推行的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的对华贸易政策,中国必须用自己的贸易救济权利加以对抗。

我国《反补贴条例》规定的补贴定义质疑

在中国对美国部分汽车和鸡肉产品已经发起"双反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根据《SCM协定》规定的补贴定义,严格考察我国《反补贴条例》所规定的补贴定义与国际法规定的一致性,指出后者的错误所在,建议将其修正为"补贴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公共机构通过提供财政资助为接受者所带来的利益"。

直面反补贴——关于入世后我国反补贴问题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反补贴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我国的补贴与反补贴政策及法律法规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具备可操作性的调整对策虽然有所采纳,但还缺乏系统化和相互之间的协调。

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

2004年,加拿大相继对原产于中国的金属紧固件、烧烤架、复合地板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可以肯定,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针对我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将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是,反补贴对于中国国人和企业来说,还是个新鲜事。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程度的日益提高,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出发,对出口补贴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加以研究,并为中国应对反补贴调查提出建议。

动态补贴利益的认定——以美国诉欧盟大型民航客机补贴案为例

补贴利益的认定是判断补贴存在的关键环节,相对于静态补贴利益而言,动态补贴利益的认定问题更加复杂,随着国际贸易争端的复杂化,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必要性。以SCM协定为依托,结合欧美大型民航客机反补贴案DS316和DS353,即目前WTO框架下分析动态补贴利益的最新材料,对该领域内之前所确立的原则进行补充和比对,进一步完善动态补贴利益的认定规则。

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是目前面临的关键任务。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贸易政策的调整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重点论述了调整的内容。

欧美日新型反补贴规则的逻辑、影响及其应对

在国际贸易补贴规制面临变革的情况下,各国在小多边和单边层面提出了改革方案。国际贸易中的补贴行为与补贴规则随着时代变迁有所发展,维护市场秩序、阻止降低社会总福利的补贴行为是补贴规则的根本目的,但随着新型补贴而来的反补贴新规在维持市场经济方面效果存疑。以欧美日方案、《外国补贴条例》和美国“汇率补贴新规”为代表的欧美日新型反补贴规则对传统规则进行了逻辑转向和规则升级,具体体现在拓展规制范围、引入竞争法规则和细化补贴专向性认定等方面。欧美国家的言行不一,折射其以反补贴规则限制他国发展相关产业、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实质目的,中国需要经由国际法与国内法层面的不同路径消除欧美反补贴新规的不利影响。

美国跨境补贴反补贴制度:历史演进、WTO合规性与中国因应

在跨国补贴多边法律规制不足和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美欧近年来已经或准备通过单边措施规制跨国补贴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从历史上看,美国是对外援助最大捐助国,《1930年关税法》反补贴条款不适用于跨国补贴;国际财团补贴和上游补贴除外,但二者适用于跨国补贴的范围和具体实践均非常有限。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拟构建适用于国际财团补贴、跨国公司补贴、狭义跨国补贴、跨国上游补贴的跨境补贴反补贴制度体系。美国跨境补贴反补贴制度在补贴接受者地理位置、国家行为归因、专向性认定、利益传递等关键问题上是否符合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存在疑问。美国跨境补贴反补贴制度如落地实施,将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海外中资企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减缓“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美国跨境补贴反补贴制度的落地实施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或地区仿效,从而破坏全球供应链。跨国补贴反补贴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未来的跨国补贴反补贴多边规则应公平合理,避免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适用。

CPTPP非商业援助条款解析思辨及中国的应对

作为特殊的国有企业补贴规则,《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非商业援助条款继承和发展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在该条款中,非商业援助的构成包含主体、援助、专向性审查、事实上的利益授予审查、适用范围共5方面要件。对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害的非商业援助,争议各方可诉诸CPTPP争端解决机制。其中,有关信息收集的程序较SCM协定有较大变动,存在削弱专家组自由裁量权之嫌。非商业援助条款将补贴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服务贸易和投资,降低了补贴认定的门槛。但同时,非商业援助条款也以穷尽的方式列举了有限的受约束的补贴类型,而其余的补贴类型应视为不可诉。此外,各缔约方竭尽所能地排除非商业援助条款对本国的适用,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适用例外,欠缺以身作则的担当,使非商业援助条款本身较难说服和引导各国国有企业改革。鉴于此,中国应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性地参与非商业援助条款的建构发展。

中外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救济条款:以强化制度为切入点

我国产品连续多年成为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的最大受害国,企业出口严重受阻,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通过多措并举,降低国外对华贸易救济措施造成的不利影响。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看,强化中外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贸易救济条款不失为有效措施之一。即在WTO贸易救济规则的基础上,提高中外缔约方相互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标准,或者结合自身实际需要和WTO争端解决裁决等因素对WTO贸易救济规则进行补充,以便限制或减少缔约各方相互援用贸易救济措施,降低贸易救济措施的不利影响,防止贸易救济措施滥用。

国有企业商业考虑原则:规则演变与实践

十多年来,美国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及其"竞争中立"原则纳入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但其主导协定正式文本的国有企业章节却从未界定该原则,而是频繁采用"商业考虑"表述。原因何在?对商业考虑原则在多边、区域和主要国家国内规则中演变和实践的考察表明,首先,该原则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初就被美国作为国有企业主导国家参与体制的基本原则,并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美国国内法和其主导的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次,竞争中立和商业考虑两原则内核一致,前者纠正本国国有企业因所有权所致不公平竞争的原理和方法与基于商业考虑原则的反补贴规则本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