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农业受雇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实证研究

解决全面脱贫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农业发展态势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为探究农业受雇状况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依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内生转换(ESP)模型展开实证分析,验证受雇样本中签订合同情况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同时建立调节效应模型,从地区、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农业受雇对相对贫困发生有着显著负向影响,且在不同区域、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方面呈现出异质性。对于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乡村家庭而言,农业受雇更利于其摆脱相对贫困。并且在受雇农户中,签订合同有助于强化农业受雇对相对贫困发生的缓解作用。基于此,提出加强农业受雇支持力度、规范农业经营组织人力管理制度、加大乡村基础教育投入、提供农业产业化发展金融支持等对策建议,以切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财政支农、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减贫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产业兴旺”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经济基础,因此乡村产业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衔接点。本文将乡村产业划分为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构建了财政支农借助乡村产业带动乡村减贫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中介模型,实证检验乡村产业发展在财政支农减贫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农村贫困程度、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发展均呈现正空间相关性。(2)就全国而言,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但系数绝对值较小,财政支农减贫效率仍有待改进;农业产业在财政支农减贫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显著,非农产业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目前财政支农在产业扶贫方面仍主要依赖农业产业的发展。(3)财政支农减贫效应与农业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4)分区域来看,财政支农减贫与乡村产业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研究成果述评与启示

梳理既有成果对深化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有助于推动有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以CNKI收录的220篇文献为样本,采用主题聚类分析范式对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述评,具体包括六大主题:(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农业产业链与产业化、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金融扶贫、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在述评基础上总结有关研究现状及不足,提出未来研究建议和拓展方向。

发展中国家都市农业的兴起及其启示

发展中国家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移民、贫穷、就业、环境等问题,都市农业因此磅礴兴起。都市农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市贫民与移民的粮食安全、就业岗位、经济收入、生活稳定、营养平衡、身心健康,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文章利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颁布的都市农业发展政策、启动的各种项目、创新的都市农业耕种方法等。研究发现: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更具有借鉴意义;都市农业能丰富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有利于中国城市移民就业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

农业数字化减贫效应分析

为探究农业数字化的减贫效应,在厘清农业数字化对农村贫困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4—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农业数字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实证检验农业数字化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从时序特征来看,考察期内我国农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2)从空间特征来看,农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东、中、西递减态势;(3)农业数字化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即减贫效应显著,且该效应在中部地区强于东、西部地区。最后,为推动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优化农村减贫路径,本文提出要推行差异化发展策略、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农业劳动者数字能力的政策建议。

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考察

基于对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考察,理论推导发现: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水平约束下,财政支农投入增长的农村减贫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间,总体上,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村贫困缓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短期内,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对农村减贫效果较为明显;而长期内,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果趋于平稳。短期有效长期平稳的减贫效果,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具有持续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及其差异

通过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实践的深入观察,剖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机理,并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 QCA)方法,探究了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及路径条件。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有效融合了贫困治理的“外源性”和“内源性”需求,其中,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体和合作经营主体能够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但收入减贫效应并不强。

中国农业科技减贫的效率测度及空间优化——基于三阶段DEA方法与空间面板模型的研究

首先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中国省域农业科技减贫效率进行测算,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科技减贫的整体效率不高,不论是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农业科技投入的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管理因素都直接影响减贫效率;然后,鉴于地区之间还存在较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考察各地区科技减贫效率值以及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外溢特征;最后,根据检验结果提出优化农业科技减贫效率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视阈下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4年29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逐步推演,检验财政支农减贫增收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果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区域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并不充分;随着制度环境逐步改善,财政支农减贫的作用显著提高;但处于中等制度环境水平的省份,其减贫效应却反常的低于处于制度环境较差区间的省份,即财政减贫作用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现象。而在制度环境的各个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培育以及市场中介与法制环境是影响财政减贫效应的关键维度。

空间异质性、收入门槛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

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1993-2013年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并应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财政支农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财政支农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门槛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规律。本文研究结论对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启示明显:在鼓励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财政支农减贫的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在配置财政支农资金时适当向辐射力强的省份以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倾斜,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河北省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研究

"互联网+"的提出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更为京津冀"塌陷"地带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互联网+农业"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的导入,创新了农业产、供、销产业链条新体系和新模式,拓宽了休闲农业等新业态的产业发展空间。在梳理国内外"互联网+农业"基础上,系统分析了河北省贫困地区及"互联网+农业"发展现状,设计了河北省"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新模式,提出了规划"互联网+农业"格局、创新主流扶贫体系、构建信任型扶贫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和创建多元增值服务平台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视域下山东省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通过在胶东半岛、鲁西南、鲁西北等山东地区发放问卷,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的建设情况调查发现,新一轮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改革提高了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经费收入,增加了农业推广人员下乡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时间,多元化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逐渐形成。但是,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行政化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力较弱等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严重不足、农技推广人员活力不够、乡镇农技推广人员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时间少、推广经费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做好为农民技术服务的重要原因。为此,文章提出建立人才队伍供给的四定管理机制、建立人员的准入机制、建立专岗专责机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整合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志愿者队伍等政策建议。

倾斜性农业保险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差异

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倾斜性农业保险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倾斜性农业保险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贫困户的收入水平;倾斜性农业保险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脱贫效应存在差异,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自缴保费减免比例和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对贫困户脱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业保险费率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农业保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基于贫困陷阱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动态测度了农户家庭的经济韧性。结合省际地区数据测算农业保险发展指数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农户异质性视角考察了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对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农业保险发挥积极作用的有效传导路径。按照农业保险发挥的边际效果特征,将农户群体划分为高效型、低效型与无效型三种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内不同类型间的农户存在相互转化现象,具体表现为高效型占比不断上升,低效型与无效型占比逐渐下降。当农户家庭经济韧性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农业保险才显现出明显的正向效果,且随着农户经济韧性水平的提高,农业保险的边际效果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征。

西藏农牧业特色产业精准帮扶模式探析——以拉萨净土健康产业为例

农牧业特色产业精准帮扶模式对创新西藏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西藏农牧业特色产业精准帮扶模式的运行机制,着重考察了拉萨净土健康产业在扶贫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该模式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以期对西藏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新疆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在对新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经济增长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新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新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并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减缓贫困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涉农电商产业链及减贫困境分析

在界定电商、涉农电商和涉农电商产业链等一系列关键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链、空间链、供应链和价值链4个维度分析了电商对传统农业产业链的重构作用,研究发现,电商在催生新兴产业、形成农村增长极、扁平化链条、信息化链条以及提升农民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结合湖北建始县和贵州威宁县的典型案例,基于产业链视角,从生产、加工和销售阶段,阐释了涉农电商在组织机制、风险控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中面临的减贫困境。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建议。

农产品贸易开放减少农村贫困了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基于2002—2013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实际交通时间设定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通过空间Durbin模型实证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村减贫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识别农产品贸易开放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1)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村减贫有正向显著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传统上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模型设定,低估了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村减贫的总体效应;(2)农产品进口贸易开放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远大于出口贸易开放;(3)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未产生随距离衰减效应,反而形成规模效应强化了减贫效应;(4)农产品贸易开放对农村减贫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减贫弹性随着农产品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涉农电商减贫机制与未来发展方向

以湖北省建始县为例,基于产业链角度,通过论述政府、企业、农户、协会和特殊群体等主体在电商减贫过程中的参与路径,分析了涉农电商减贫的作用机制,指出了涉农电商的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对涉农电商扶贫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预判。

财政支农与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整体性贫困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整体性贫困治理视角,提出一个财政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路径及其中介效应的分析框架。在构建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财政支农及其异质性、普惠金融和农民减贫增收之间的作用逻辑和因果关系。研究表明:财政支农和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存在区域性和收入来源结构性差异。财政支农在东部和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区域对农民增收存在倒U型影响,在中西部和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区域表现为支农资金不足。进一步分析发现,异质性财政支农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存在明显的“中部塌陷”,在中西部和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区域需进一步加强建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和普惠金融在减贫增收过程中存在基于彼此的“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能够为优化财政支农支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