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圣保禄学院的创办与入华耶稣会的活动

与其他修会不同,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鼓励成员采用传播知识、学习当地语言的方式进行传教,所以耶稣会在国外传教上有使用教育的手段、学校的形式来改变另一个民族的信仰的传统;同时耶稣会在传教的过程中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两点是范礼安在面对入华传教事业陷于绝境时采取培养中文传教士,创办圣保禄学院的办法的理论背景和根源。圣保禄学院是入华传教士的语言培养基地,它通过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课程对传教士进行专门的训练,使其能够具备入华传教的相应素质,从而使得入华传教事业进入新的局面并且能够持续地展开。

范礼安与天主教第三次在华传播

范礼安将耶稣会的适应思想应用于远东传教活动,对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了统筹和规划,他主要采取了组织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创办圣保禄学院、编写汉语版基督教义等措施,从而使天主教入华传教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且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