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帅”的带领意义异同辨

在春秋三传等上古文献材料中，"以"作为动词具有"带领"这一义项，是"帅"(或"率")的同义词。"以"和"帅"在"带领"意义上的区别有四：1"以"可以涉及个体的人或动物，"帅"则不能；2"以"的带领意义有时是强制性的，或特指"押着"，"帅"没有这种用法；3"以"涉及的对象可以是物品(置于运载工具之上)，"帅"一般不涉及物品；4"以"、"帅"用于军队时，"以"可以涉及本国军队、外国军队和包括本国军队在内的盟军，"帅"则只涉及本国军队和包括本国军队在内的盟军而不涉及纯粹的外国军队。

《晏子春秋》的文学史意义

《晏子春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春秋》的记整个国家之事,发展到《晏子春秋》的专记一人,体现了战国时人对个人价值和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肯定和重视。这种写作体例对司马迁“纪传体”史书《史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思想哲学类著作的重在思想阐发,也不同于其它历史类著作的记整个国家之事,而是集中笔墨于晏婴一人,记其言行轶事,并塑造其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在先秦散文著作中独具风貌,启发并滋育了后代的文学创作。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春秋》笔法:句义成分关联与限定成分增添示褒贬

《春秋》经文均以标题式单句行文,作者充分利用句子层面的潜在能力在组句表意的同时,蕴含了丰富复杂的言外之意。本文集中描写了其中的"句义成分与称谓变化关联"和"限定成分增添"两种手段,以数据统计和比对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了"《春秋》笔法"典型的规则性表现。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的表现形态、"引经据典"之风、文论家的双重身份、儒家经典文论的形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史记》“贬天子”问题的解读

关于《史记》"贬天子"的问题,颇受到后人的争议,一方面《史记》"谤书"说直接根源于其"贬天子"之法,另一方面《史记》"贬天子"之法被人认为是背离《春秋》之义的。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及几条关键性史料的重视,我认为《史记》"贬天子"并没有背离《春秋》之义,而是明显存在着思想上的内在继承与演进,同时与《史记》"贬天子"直接相关的"谤书"说则又明显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史记》"贬天子"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多具现实寓意的,一方面是与汉武帝时"亡秦之迹"的法家式的内外政策及其产生的相关问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又是与太史公儒家式的思维方式内在相连。在多重的现实因素的左右下,太史公通过"直书"的变式——"曲笔"的方式,以秦为鉴,暗针时弊,从而承《春秋》"讥天王"之义而至于"贬天子"之法,以规正汉武帝之失,进而达到"反王道之本",为后世立训的目的。

上古汉语词义是上古文献写成时代的重要依据──以产生时代分歧最多的《尧典》为例

从上古汉语词义学角度研究上古文献的写成时代 ,同时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词语、词义作综合比较 ,会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据此研究《尚书》中的《尧典》,其大部分词语和词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那么《尧典》也应该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辞令的审美意义

春秋辞令体现了春秋时代人们对美的理解。“中和”的美学思想在春秋时期的出现,代表春秋时人对美认识程度的加深。春秋时人对美的认识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直接促进了春秋辞令美学品格的形成,春秋辞令整齐形式与和谐的韵律、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以及辞令蕴含的广博深厚的知识,都是辞令美学特征的体现。

董仲舒新儒理论构建过程的启示

董仲舒在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之时,潜心研究,创立新儒学。董子以社会治理为己任,以《春秋》经为支柱,以阐释"微言大义"为方式,以儒家理论为骨架,广泛吸纳百家学说,坚持儒学"中庸"方法论,构建了适应时局的新儒理论。董子构建新儒学的过程对当今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文化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春秋经传集解》训诂术语略考

晋杜预所著《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古的完整的《左传》注本,在训诂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杜预注《左传》,所用训诂术语基本承袭汉儒,但受注释宗旨的影响,又有自己特点。分析杜注训诂术语,可得出这一结论:经过学者们的相续延用,常见训诂术语作用趋于固定,但由于学者注释古籍的着眼点不同,赋予训诂术语的功用也有差异。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意图探析

一般史家眼中的《春秋》是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可公羊家视阈中的《春秋》却是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传》"以义解经",以为"义"之所在可从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读者意图来窥探。一方面《公羊传》有还原倾向,旨在探求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表现为尊圣宗经原道;另一方面又有生成倾向,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旨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历史、道德理想。

王船山《春秋》学的四个范式

文章勾勒了王船山对《春秋》理解的四个基本范式:春秋无常例、无立理以限事、理随势变、春秋义海,呈现了《春秋》学中致力于融合道学与经史之学的努力与内在诉求。借助经典诠释来理解天道之于人的超越性、幽暗性与不可穷尽性,消解道学试图通过把握本体即应对万事万物的倾向,使得儒学重新回归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历史性丰盈世界。

事与义之间——《左传》与《春秋》之间的张力

当《春秋》从鲁史转变成孔子“笔削之作”后,“微言大义”说成为《春秋》学的指导思想,于是记载“鲁史旧闻”的《左传》与阐发“微言大义”的《春秋》之间就存在一种“事”与“义”、“史”与“经”的张力,此种张力对《左传》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蒙古秘史》中的“夏之首月十六”果真是“孟夏月十六”么?

从明初汉字音译本《蒙古秘史》开始一直到今天,学界无不把其中第81节的"夏之首月十六"视作阴历四月十六,也就是"孟夏月十六日"。其实,从帖木真能够长时间地躺在斡难河水里,羊毛不仅已经剪完,而且已晒干装车储存来看,"夏之首月十六日"绝不可能是指河冰刚刚融化的"孟夏月十六日",而是13世纪之前蒙古人使用的以草青为一年的物候历的新年,相当于阴历正月初一,可称之为物候历的"春之首月首日"。至于物候历的"夏之首月首日",指的只能是三个月后的孟秋月十六,也就是阴历七月十六。将"夏之首月十六"视作"孟秋月十六日",也就是阴历七月十六,一切疑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商人称谓社会解读

“商”字本义为“古代滴漏上计时的刻度”。“商星、商朝”的得名都与这一本义密切相关,而表“生意人”称谓的“商”,其出现又缘于商朝。按理,这一称谓的出现应是在周灭商之后不久,但事实上,它却在战国初期才出现。因历史、商业发展等原因,“社会”由指称“国家”逐渐过渡为指称“生意人”。

春秋金文量词考析

在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中,历来都是文字字形的研究重于相应词汇的研究。基于《春秋金文语料数据库》,在对现有春秋金文(可识部分)进行穷尽性的调查之后,离析出其中的量词,就其使用状况加以全面观照,并进行分类分析,归纳出其语法功能与语义特征,以显示量词这一词类在春秋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先秦出土文字词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经义型塑与经典搁置——啖助新《春秋》学的悖论

啖助新《春秋》学以"舍传求经"开启了宋学,但回归经典的诉求却造成了经典搁置,如何解释经学中的这一悖论?以经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为视角,可以发现啖助新《春秋》学中的哲学方法与关怀:啖助新《春秋》学是在经义型塑的过程中,思想同时从经典的自我理解中获得解放,经典因此而被搁置。

论唐传奇的史学印迹

本文试图从唐传奇内容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产生于史学氛围中唐传奇身上所带有的史学印迹。一、记述神仙怪异故事的唐传奇，有许多是在实录社会传说及前代典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也是史家“实录”的一个反映，在历代史书中都有体现。二、记述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唐传奇，目的则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寓褒贬，刑警恶”的史学传统。这两方面都带有史学印迹。

春秋战国时期伐交思想初探

春秋战国时期的伐交理论是以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以"慎战"和"全胜"战略思想为指导,以儒、法两家关于"王道"和"霸道"的激烈争论为背景而产生的。主要观点包括:在"慎战"和"全胜"战略观指导下的"重交"思想;利义并重的"与交"思想;自强为先的"自恃"思想;谋交并举的"重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