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共产党人》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

《共产党人》作为党内重要机关刊物,高度重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从传播普及马列主义,加强党内时事政治教育,到注重锤炼党员党性修养等方面助推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其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对抗战时期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对新时代开展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进行广泛的民众动员,以坚持平等促汉畲团结,以普及教育促畲民觉醒,以通俗化宣传促畲民奋战,激发了畲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和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对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有一定的现实启示:必须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观念,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教育,掌握宣传主阵地。

“国共合作”中的武汉抗战音乐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面抗战的局势下,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在艺术领域,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部门,实际上则是由中共长江中央局周恩来同志具体领导的。它团结和动员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一致进行抗日,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斗堡垒。“三厅”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它曾先后在武汉举办了多次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音乐宣传活动,鼓舞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抗日热情。

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是领导的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与湖南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回湖南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另一方面十分关注湖南战局的变化,对国民党政府坚持湖南抗战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先后派遣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到湖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湖南各地党组织积极参加和领导湖南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为坚持湖南抗战起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各地党组织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为湖南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央外交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辛勤工作了10个月,为武汉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上,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亲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践行两党组织形式的合作,力促国民参政会问世,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为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合作抗战奠定了基础。在军事上,大力宣传贯彻国共两党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两党军队协同作战。在武汉沦陷不可避免时,又顺应变化,配合当局认真做好撤离武汉的各项工作。在宣传文化统一战线上,利用分管第三厅的合法身份,广泛地团结和凝聚无数文化名流,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引导进步媒体,反击反共逆流,宣传和推动合作抗战。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之比较

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思想的比较,分析了国共两党在持久抗战的战略基点、核心内容、战略战术原则、战略阶段的划分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区别,从而反映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也导致了两个不同的抗战战场局面。

浅谈全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土匪的策略

全民抗日战争时期 ,土匪一度泛滥。中共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 ,制定了较完备的对土匪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推动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实现全民族抗日,加强了意识形态建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确立了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实现了党内的团结。同时,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使党的主流意识深入人心,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也为抗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在旷日持久的民族抗日战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发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最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各界民众,铸成了民族抗战的血肉长城。艰难困苦,予汝于成,最终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时期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的转变--以《总汇新报》为主的分析

论文利用新马华文报纸《总汇新报》文献,从八路军的抗战行动及表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形象以及延安边区的治理三个方面入手,考察全面抗战初期(1939—1940年)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转变,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及其对新马华侨社会的影响。抗战爆发前,新马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知之甚少,其认知也较为负面。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新马华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大力传播以及延安华侨学生的宣传,新马华侨对中共军队的抗战角色予以正面肯定,他们将其视为“抗战生力军”;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被视为具有战略智慧的“抗战奇才”,而延安则被赞为“充满了新气象”。

抗联精神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最好体现,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形势下,必须结合当前新的时代要求和背景,深入研究和分析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提升培育效果。抗联精神彰显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高校需大力弘扬与传承抗联精神,采取有效举措更好地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的一部分。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与现实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观,制定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政策;在文化抗战的实践中,通过在各类教育中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教育,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文学艺术的生动形象,讴歌抗战英雄,弘扬中华民族气节;颂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鞭挞汉奸的卖国罪行,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褒扬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勃兴,为中华民族精神即抗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沃土;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引领了文化抗战的方向,中共成为铸造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导力量。

杨靖宇《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的历史价值研究

杨靖宇将军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他亲自创作的第一路军歌是东北抗联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歌曲之一,是崇高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和浩然正气之歌,是传播党的抗战政策的喉舌,是联合世界各族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号角。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理论探索

全国抗战爆发后,面对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多重叠加、互相交织、高度关联导致的不确定、不稳定、不平衡、不可控等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战略全局,统揽各方,整体谋划,有序着力,把与两大矛盾有关的各种因素放到对立统一、相融相通、动态转化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形成了关于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一系列理论认识。这些理论认识主要有外敌当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矛盾要服从民族矛盾,但并不取消阶级矛盾,而是把阶级矛盾放到适当的位置,处理阶级矛盾时不能妨碍民族抗战的需要,处理民族矛盾时要照顾到中华民族底下各阶级间的利益关系,目的是集中全民族所有抗日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这些理论认识指导了复杂的抗战实践,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最终到来,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争夺铁路交通线的斗争

因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与日军争夺铁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曾用破坏铁路的方式阻击日军,并逐渐发展出了控制战场交通线的战略战术。中共领导的军民在敌后战场的破袭战具有群众为主、组织严密和大局至上的特征。在中国军民"交通战"的压力下,日军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被削弱,而兵员不足的弱点更为明显。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述论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总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事变发生后不久,便使国共两党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携手合作,酝酿已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密切。两党虽在政见上有所不同,而且矛盾很大,但终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各自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光辉篇章。认真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及特点,特别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关系出现的特殊局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