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二元创新战略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而企业家是创新活动的核心推动者,如何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实现二元创新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二元性视角,以2012—2021年沪深两市A股化学制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讨论了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技术性创新精神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均能够促进企业二元创新,但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影响更大;环境不确定性不仅强化了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二元创新平衡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强化了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促进二元创新战略实施提供重要启示:第一,弘扬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尤其要重视企业家技术性创新精神的发挥;第二,企业创新应“两条腿”走路,提高探索性创新活动占比;第三,积极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

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理:文献述评与理论框架

从双元创新嵌入其间的企业内外部关系网络出发,系统梳理归纳双元创新和董事会社会资本领域的研究脉络、理论发现和最新进展,构建“董事会内/外部社会资本-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双元平衡”的理论模型。揭示董事会社会资本作用于双元创新的内在机理,提出董事会内外部社会资本交互整合是实现双元创新的重要组织路径,并从组织禀赋与群体互动过程两个视角识别影响二者间关系的潜在情境因素。

市场分割是否抑制双元创新——基于区域特征的调节作用

如何破除市场分割并推动创新发展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动态面板回归模型,探究市场分割对双元创新(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区域特征(制度环境、政府竞争、经济韧性和地理区位)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市场分割会抑制双元创新,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上;区域特征主要在市场分割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特别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减弱市场分割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的政府竞争模式分别会增强和减弱市场分割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经济韧性越强,市场分割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越弱;相较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市场分割的抑制作用会有所减弱。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企业层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探究其中的影响机理。本文选取2014—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自身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且对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发现:技术相似度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之一,并且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培育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双元创新——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期望绩效落差状态下,期望绩效反馈正向影响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期望绩效反馈负向影响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在期望绩效反馈与双元创新之间呈现部分中介效应。经由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保持一致。实践启示:企业需客观看待期望绩效反馈、正确认识双元创新、妥善配置研发投入;政府需灵活推动企业创新。研究结论揭示了期望绩效反馈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实践机制,为企业实现双元创新拓展了思路。

因果必然还是无奈之举:管理者短视与创新模式选择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企业需要以长期目标为导向,实现永续发展。然而,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常常存在短视行为。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的时间导向理论,探讨管理者短视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出管理者短视和创新模式选择指标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管理者短视会抑制以探索式创新为主的创新模式选择,在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稳健。企业绩效水平、行业竞争程度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管理者短视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重要情景变量,当企业绩效水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管理者短视对以探索式创新为主的创新模式选择的抑制作用得到缓解;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管理者短视对以探索式创新为主的创新模式选择的抑制作用会被强化。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公司治理水平较高及企业采用两权合一时,管理者短视对于以探索式创新为主的创新模式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民营企业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管理者短视还会影响企业的未来创新效率,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来影响企业未来的创新效率。

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

合法性不足长期以来被视作新创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国新创企业普遍面临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如何平衡这两类主体对企业合法性的不同诉求关系到企业存续。文章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这一理论视角,构建了创新搜索(包括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模型,并考虑了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新创企业的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产生倒U形作用,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有U形影响;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却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作用路径,不仅拓展了创新搜索、资源编排和合法性等理论关系,还为新创企业管理创新搜索策略及跨越合法性门槛提供了有益启示。

资产结构错配、激励机制与企业双元创新

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资产结构配置,高质量的资产结构配置是企业创新驱动的基石。然而,当前许多企业资产结构错配严重制约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资产结构错配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激励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对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显示:高管股权激励缓解了资产结构错配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高管晋升激励和高管薪酬激励则加剧了两者之间的抑制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和研发薪酬激励缓解了资产结构错配对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高管晋升激励则加剧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资产结构错配促进了平衡式双元创新,抑制了组合式双元创新。资产结构错配对制造业、专精特新、重资产和低研发强度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对非制造业、非专精特新企业、国有企业及轻资产企业开发式创新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有效化解资产结构错配、优化企业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双元创新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助规模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基于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的比较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越来越重视采取政府补助手段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政府补助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现有文献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在成本和收益分析框架下比较了政府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并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所提出的假设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规模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具有“S”型影响效应,而对利用式技术创新则具有倒“U”型影响效应。这表明政府补助对探索式技术创新有先促进、后阻碍、再促进的三阶段影响效应,而对于利用式技术创新则起着先促进、后阻碍的两段式影响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合理的政府补助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技术融合对企业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21世纪初以来,随着各学科的突破和交叉融合,技术融合作为产业发展中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已成为企业突破技术约束、应对市场变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途径,并促进产业跨界协同形成新的创新网络。然而,由于融合现象固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少有学者关注定量研究不同技术融合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此,从技术元素之间的关系视角出发,基于中国343家新能源汽车企业2005—2017年新产品数据、专利数据与企业性质的面板数据,通过不同类别国际专利分类号(IPC)构建企业技术知识共现矩阵,采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互补性和替代性技术融合对企业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企业偏向采取利用式创新,通过改进已有产品、设计或服务来满足消费者需求时,应采取替代性技术融合来提升创新绩效;而当企业力求寻找新技术发展轨迹,通过探索式创新来满足新兴顾客或新兴市场需求时,互补性技术融合的积极作用则更加突出,替代性技术融合虽然一开始能赋予原有技术新的附加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但在后期将不利于探索式创新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据此,建议企业管理者应深入理解企业技术元素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技术融合方式发展不同的技术创新轨道。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或将成为激发企业创新持续性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从双元创新的视角对创新持续性进行维度拓展,引入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和调节变量政府研发补助,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双元创新持续性的理论模型。基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08-2021年中国A股312家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型创新持续性和利用型创新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双元创新持续性的重要路径;政府研发补助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知识整合能力的积极影响。研究拓展了创新持续性的研究维度,补充了创新持续性的数字化前因,为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客户参与、双元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产品智能化的调节作用

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将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作为运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已经成为决策者的共识。基于企业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主线,提出以客户参与为驱动,以双元绿色创新应对差异化定制需求,并提升企业绩效的具体路径;进一步,结合企业绿色新产品研发中普遍融入的产品智能化策略,识别出转型阶段必须面对的中间层知识(产品适应各种场景的新知识)难点,由此分析智能化情境下客户参与绿色新产品研发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对163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客户参与绿色新产品研发对开发式绿色创新和探索式绿色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开发式绿色创新和探索式绿色创新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产品智能化对客户参与与双元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对企业在智能化情境下开展客户参与绿色新产品研发活动提出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创新结构特征——兼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效应差异

本文运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百度搜索指数中与金融科技话题相关的文本内容构建了金融科技指标体系,并通过熵值法测算了中国各城市的金融科技指数,据此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20年数据为样本,探究了金融科技对制造业创新结构的影响及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创新,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相比于开发性创新,金融科技在驱动制造业探索性创新上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2)金融科技发展仅对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有促进作用,此外,金融科技对没有金融背景的制造业企业创新总量、探索性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仅对高管没有金融背景的制造企业的开发性创新有促进作用。(3)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通过推动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创新,对探索性创新的推动力明显大于开发性创新。

多维邻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基于“两带”企业专利数据

合作创新资源配置是决定企业合作创新能否达到探索式创新或利用式创新预期目标的关键。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人力和智力资本,关键研发者(明星发明家)是影响企业合作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基于调节效应视角分析多维接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合作创新产出关系的作用机制。由此,基于2004—2019年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流域经济带”高新技术企业发明和实用新型申请专利数据,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多维邻近性对关键研发者与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合作企业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技术邻近性程度越高,越能强化关键研发者参与比例对合作企业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邻近性程度越高,越能强化关键研发者参与比例对合作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结论对于创新管理者根据合作创新主体的多维邻近性特征与调节机制优化企业外部合作关系结构、合理配置人力和知识资源,从而提高合作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双元创新——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与遮掩效应

实现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企业需要适应环境开展与平衡探索式与开发式创新活动,提升双元创新水平。本文选取我国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代理成本的视角探究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正向影响,且相比于开发式创新,网络中心度对探索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两类代理成本在网络中心度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网络中心度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发挥部分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均显著,而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仅有利于探索式创新,且只有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代理成本路径主要表现在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中。研究揭示出董事网络中心度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代理成本路径,同时关注独立董事网络与非执行董事网络的治理效应差异,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理论与企业双元创新理论的相关研究。

无形资源空间对中小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中小企业资源空间已从自有资源拓展至更大范围,形成由资源能力、权力和效率边界共同界定的无形资源空间,并影响不同类别的创新活动。政府补助旨在提升环境资源的宽裕性,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资源来源,因而构成中小企业无形资源空间作用实现的重要情境变量。基于此,以2009—2019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并检验无形资源空间对探索式、开发式创新的作用,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不同维度无形资源边界的创新作用存在差异,其中资源权力、效率边界的拓展分别有助于探索式、开发式创新,而资源能力边界的拓展同时对二者有利;政府补助减弱资源权力边界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却增强资源能力、效率边界对开发式创新的影响。

双重网络关系嵌入、双元创新与众创空间新创企业成长

新创企业的成长一直都是创业实践和学术研究中的关注焦点。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嵌入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构建并检验了众创空间孵育情境下双重网络关系嵌入、双元创新与新创企业成长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利用众创空间178家新创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商业性网络关系嵌入与支持性网络关系嵌入均积极促进众创空间新创企业成长,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利用性创新与探索性创新均能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且在商业性网络关系嵌入与支持性网络关系嵌入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性网络关系嵌入更多地通过利用性创新中介影响新创企业成长,而支持性网络关系嵌入则更多地通过探索性创新中介影响新创企业成长。

OFDI动态决策对企业双元创新跃迁的影响研究

双元创新跃迁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双元创新跃迁的前因。国际化行为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以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投资速度与广度视角考察OFDI动态决策对企业双元创新跃迁的影响。研究发现:(1)加快OFDI速度显著促进了正向跃迁,显著抑制了负向跃迁;(2)OFDI广度削弱了加快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加快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较弱;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加快向发达经济体的OFDI速度对正向跃迁的促进作用更强,对负向跃迁的抑制作用则较弱。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业OFDI的创新效应的研究视角,并为企业及政府推动双元创新跃迁提供了管理与政策启示。

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的双刃剑效应

底线心智是一种以获取底线利润结果为中心,而忽略其他一切竞争事项优先权(如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权益、员工福利等)的单维思维模式。虽然底线心智可能导致管理者只注重绩效而忽视其他对企业有利的重要事项,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但研究也表明底线心智能够提高员工工作专注度进而提升绩效。为进一步推进底线心智双刃剑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了领导者底线心智对团队创新双刃剑效应的影响机制模型,指出领导者底线心智一方面抑制了团队风险承担意愿,进而相比于探索式创新更有益于利用式创新;另一方面能够激发团队强迫激情,从而相比于团队创意产生更有利于团队创意实施。本文为深化底线心智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也为组织和领导者如何更好管理底线心智提供了重要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零售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基于红星美凯龙和宜家中国的双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孕育了以互联网为交易或交互基础的新兴零售平台企业,却破坏了传统零售平台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使其不得不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探索—利用框架为理论视角,通过对红星美凯龙和宜家中国2个案例企业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了传统零售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不同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及其背后的主导逻辑。研究发现,当环境变化对商业模式的核心元素产生威胁且生态参与者结构嵌入松散时,它们企业倾向于采用探索式商业模式创新,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方式,另一方面对生态参与者结构进行改造,引入并中心化新参与者,维持并边缘化原参与者;当环境变化对商业模式支持元素产生威胁且生态参与者结构嵌入紧密时,它们倾向于采用利用式商业模式创新,保持原有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方式基本不变,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改变价值传递和价值捕获,另一方面对生态参与者结构进行强化,引入并边缘化新参与者,维持并中心化原参与者。通过对比探索式和利用式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总结了不同商业模式创新过程背后的主导逻辑,形成的理论框架对零售和其他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