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叙事:民国海关档案中的浪沉事件与九五惨案及其前后

晚清至民国期间,长江腹地宜昌、重庆、万县先后成为海关,外轮(商船、炮舰)往来长江,浪沉华轮或木船事件频发,引发为万县九五惨案。民国万县海关档案呈现了惨案前后的过程:惨案因浪沉事件累积爆发;惨案发生后,汇集中共地下党、社会法团、军阀等各种力量,川渝地区甚至全国联动,形成继五卅惨案后新一轮中华民族反帝爱国运动;事件前后所触及的社会各方力量交织,利益诉求不同,以杨森为代表的军阀集团出于军阀自身利益,最终放弃斗争;中、英政府在事件中均存在变数,英国政府顾忌在华利益,外交策略上希望尽快和谈解决,解决事件的走向有可能朝着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然而民国政府没有把握住方向趋势做出正确的决策,海关的和谈建议及调解也影响了民国政府决策,事件最终走向了损害民族利益的不利方向。海关档案记载了事件发生及谈判的诸多细节,还原了中国遭遇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局变镜像。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爱国主义思想传播——以《新中华报》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宣传带头作用,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新中华报》传播国家认同观念、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华报》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制度化传播;贯彻群众路线,深化大众化传播;聚焦宣传创新,注重多样化传播。《新中华报》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科学工作者与爱国卫生运动肇始的宣传动员

1952年,面对美国细菌战威胁,国内外科学工作者前赴后继地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发掘细菌战证据,为我党和政府制定宣传动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中,科学工作者既是专家证人,亦是积极的宣传者。科学工作者通过报纸、小册子、座谈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将科学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为大众服务”。科学工作者参与的宣传动员具有推进卫生防疫现代化、促进科学服务民众、提升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

陈嘉庚在南洋华商遭遇欧战挫败以后的觉醒

欧战时期,马来亚处在亚洲战区,是协约国战争资源的大后方,因战争需要大量原产品而曾经带动南洋经济一时繁华;但南洋华人因资金与人力分散,大量集中在原产品领域,战后一旦出现橡胶供过于求,就会由于其本身没有能力左右国际市场,以及应变亏损能力薄弱,而不断遭受殖民政策压迫和灾祸转嫁,从而在全球不景气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外资兼并。与此同时,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扩张南洋属地,并以华人为商战对象,这进一步使华人经济雪上加霜。即便如陈嘉庚这类大规模从事原产品加工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亦难幸免。但陈嘉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坚守对现实实际的判断,对民族资本和工农百姓所遭受的悲剧抱持深刻同情,并由此选择了批判列强殖民、反思资本制度以及支持亚洲民族反殖民运动的社会主义道路。

抗战时期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再探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建立全民族统一抗战路线,少年儿童作为小小生力军,在此时期成立了众多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四大儿童剧团”之一,在厦门沦陷后,曾前往东南亚地区活动近一年时间,以绘画、发表报刊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将国家危亡消息带给华侨同胞,以话剧、歌咏形式开展公演募捐,推动建立华侨爱国组织,以稚嫩的声音唤醒海外华侨的爱国之心,同时开拓了海外剧场,为祖国抗战募集众多物资,增强了华侨同胞的民族意识,推动中国抗战获得国际舆论上的支持,为保卫祖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李林精神及其时代价值探析

李林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体现为祖国至上的爱国情怀、对党忠诚的高度觉悟、舍身为民的民族气节、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传承与弘扬李林精神,有助于丰富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筑牢理想信念提供范本,为党员干部永葆政治本色树立标杆,为人民群众勇担历史使命注入动力。

主流媒体抗日英雄报道中的家国情怀建构研究

选取《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江西日报》 372篇抗日英雄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对媒介文本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主流媒体抗日英雄报道家国情怀建构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英雄形象塑造”“家国情境生成”“家国精神传承”和“家国记忆认同”等四个主范畴。其中,“英雄形象塑造”与“家国情境生成”相互影响,“家国精神传承”以“英雄形象塑造”和“家国情境生成”为前提,“家国精神传承”是“家国记忆认同”的情感铺垫。四个主范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主流媒体以抗日英雄为主体、媒介文本为载体、家国记忆为基础、家国精神为核心,完成家国情怀建构和主流价值观输出。

中国共产党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基本主张、实践斗争及历史意义(1921—1927)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高度重视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一是揭露了西方列强侵夺中国海关主权表现及其危害,二是提出了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基本举措。同时还积极投身当时有关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的基本主张,为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有关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主张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艰难困境,促进了国共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统一战线的建立,指明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关税自主运动的发展方向,推动广州及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与收回了部分海关主权;同时体现了鲜明特点:注意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重点与非重点相结合、根本手段与辅助措施相结合。

抗疫精神视域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探赜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赓续传承、是培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价值遵循、是“两个大局”背景下的时代要求,中国人民抗疫斗争的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相统一的原则,夯实课堂教学主渠道、引领网络舆论正能量、拓展社会实践新领域,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的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之志、强国之情、报国之行。

义和团武术活动的历史社会学考辨

当前,义和团武术活动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较为广阔的知识图景,但尚有偏差存在。鉴于此,本文从“历史观”的视角出发,结合义和团相关史料,对义和团武术活动产生的内在动因、主体力量、组织结构和主要内容等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计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是义和团武术活动产生的几个重要原因;贫苦农民群体是义和团武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士绅“精英”是义和团武术活动的领导者,部分晚清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了义和团武术活动。“拳民”参加武术活动的基层组织为“坛”。“拳民”武术活动传播内容主要表现为拳术套路、器械等。综合而论,该研究有助于还原义和团武术活动产生的历史真相,修正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历史定力;同时,有助于汲取丰厚精神滋养,为管窥义和团武术活动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深化爱国主义理论阐释,夯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理基础;通过先进政党引领,坚定爱国主义教育的政治信仰;激发全民族爱国热情,奠定爱国主义教育的群众基础;发挥文化的价值引领功能,厚植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底蕴;区别对象分类指导,遵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以知促行、知行统一,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效果;结合形势与时俱进,凸显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价值。

“南开魂”:从南开新剧团看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展开

南开新剧团是南开爱国教育的典范。抗战时期,南开新剧团的爱国性和成熟性以及日军对中国和南开学校残酷毁虐是新剧团进行爱国实践的基础。南开新剧团主要通过改译揭露社会黑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配合战争形势、发挥戏剧战斗作用的抗战剧本,开展宣传演出和赈济演出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些活动从“点”“块”“面”三个维度加强了爱国主义,不仅推动了大后方学校爱国实践的发展,为抗战宣传提供了文化力量和物质基础,更与南开学校其他的爱国教育活动共同形成了“以社会为课本”“以团体为方式”独特的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经验。

局部抗战时期津报文艺副刊中的抗日爱国思潮——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以来,天津报界迅速成为涉日信息与对日舆论的重要集散地。与比肩齐名的《大公报》稍显暧昧的对日态度不同,《益世报》旗帜鲜明地抨击日军侵华行为与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其文艺副刊《语林》更通过发表战斗檄文、储备文化力量等方式弘扬了激荡的抗日爱国思潮。凭借应时的文风转向与笃定的立场坚持,《益世报》文艺副刊在这一时期成为进步作家的集结地、左翼文学的同盟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敌思想研究

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侵略的战争，它还是一场中日两国全面敌对的战争，中日各阶层民众都深陷其中，两国佛教人士也不例外。战争伊始，佛界爱国人士就对日本侵华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揭破其侵华理论。为解除教内人士的顾虑，他们还引证佛经，说明杀敌护国并不违背佛教戒律。对于战时日本佛教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行为，他们还进行了抨击。较之同期国、共两党的抗日理论，佛界爱国人士的抗敌思想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其意义仍是积极而深远的。

再论“五四”到“五卅”期间的学生运动

五四以降,学生运动演变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面对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及严重的内忧外患,学生作为一个激进的社会群体奋力投身于救亡图存和澄清政治的努力。在外交上,他们高举反帝旗帜,奋起唤醒国人,力促国民外交格局的形成;在政治上,他们从力主改良发展到坚决要求推翻军阀政府;在校园内,他们不甘于做教育被管理者而积极参与校务监督并开始实施自治。学生运动高涨本身就是国家权威缺失的一种表现,同时社会各界对频仍的学生运动亦经历了一个由同情、支持到反对、利用、支持等多重态度兼而有之的发展过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

6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一曲响彻云天的爱国主义赞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派政治力量、各阶层爱国人士,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空前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中华民族虽饱经日寇蹂躏而终未亡国,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在中华大地上始终高扬着一面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陈嘉庚爱国精神在抗战中的表现及其时代意义

被毛泽东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期间,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为抗战奔走呼号,筹集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祖国长期抗战,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继承和弘扬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坚定政治立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家与史学

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史学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以抗敌御侮为学术主旨,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面向大众开展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展开思想交锋和学术争鸣;其学术活动在回应时代需求的同时,也使史学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

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吗?——与杨天石先生再商榷

杨天石先生说,龙云是"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是西南"反蒋降日"的领头羊,这是站不住脚的。龙云作为地方实力派,是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多能顾全大局,以民族、国家为重,投入战斗,并非没有"是非、正义、民族、国家"观念的。龙云坚持抗战,是其一生的第一大功绩,他有着"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的声誉。1940年龙云希望从江西撤军,不是为了"拥护汪伪政府""通电主和",而是实施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日战争。龙云所写《抗日战争前后的回忆》一文,并未"说谎",总体上是可信的。例如,汪精卫说,龙云"完全同意"其"和谈"计划。而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记载,龙云曾"婉言相劝",以至"言之泪下"。龙云不愧为坚持抗战、功勋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

清末商界“第一伟人”曾铸与中美工约风潮

为抗议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歧视和虐待华人的“禁约”,曾铸作为一介商董而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倡议者、联络者乃至领导者,以非凡勇气发起抵制美货运动,获得全国商界和学界积极响应,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随后又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联络人,与美国公使和总领事进行面对面交涉,开启近代商人外交之先河。曾铸在遭受生命威胁时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天下同胞书,赢得海内外人士普遍尊敬与赞誉,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他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而名垂青史。以往诸多论著对曾铸在中美工约风潮中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忽略以及有失偏颇的评价,均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