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巡幸驻跸行宫景点题名构成与精神表达

【目的】景点题名是园林营建活动的必要环节。目前关于清代巡幸驻跸行宫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背景、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较少从景点题名切入,对其进行综合梳理有助于深入揭示清代行宫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方法】选取14座典型清代巡幸驻跸行宫的187个景点题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景点题名的构成和精神表达2个方面展开探索。【结果】景点题名以三字格为主流形式,游赏空间题名数量最多。题名通过自然景观奠定情感基调,以人文景观作为具象骨架,描述出山林野趣、水波潋滟、点景构筑、宗教怀古4种主题,呈现出“中心—边缘”的辐射式关联,从不同角度强化巡幸目的。景点题名是驻跸行宫肩负巡幸使命和表征皇权的直接印证。【结论】以巡幸活动为主导,沿途的自然、历史、文化对驻跸行宫景点题名具有重要影响,使之在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上述发现可为当代园林景点题名提供参考。

康熙十六年玄烨北巡喀喇河屯地望考辨

康熙十六年玄烨首次出巡长城塞外,到过喀喇河屯。这个喀喇河屯不在喀喇河屯行宫所在地的河北省承德市滦河镇,而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境内。喀喇河屯行宫也不是始建于康熙十六年,而是康熙四十一年。

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27次,标出"巡幸畿甸"的有19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刍论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

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可以大致归纳为采诗观风制度、吏民上书制度、朝议制度和官员巡查制度。采诗观风是一种古老的舆情收集方法,目的是观风察政,通过它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俗,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吏民上书言事也是执政者了解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是劝谏统治者,具有多种形式;朝议也叫集议,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舆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众舆情的中介;官员巡查则是官方主动收集民间舆情的重要措施,每一种巡查方式都会根据需要探访的不同的舆情信息采取或"明察"或"暗访"的手段。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对我国古代的舆情制度进行梳理,无疑是对于我国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乾隆帝西巡五台山考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军机处上谕档》《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帝起居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及录副奏折、题本、硃批奏折等原始资料,尝试重新架构乾隆帝六次西巡五台山之史实,从微观视角,全新解析乾隆帝朝台的具体历史原因、过程,并从乾隆帝自身、北京皇家藏传佛教信仰的发展和成型及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三个维度,来诠释其六巡五台的历史意义。

清帝巡幸与果报制度

清代皇帝频繁出巡各地,由此形成了供应鲜果的果报制度。果报制度是清帝出巡时期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清会典》均失于记载。果报产生于康熙时期,为乾隆、嘉庆等皇帝延用。果报所需各项物品亦由内务府备办,并由内务府人员负责传送。除传送鲜果外,还频繁运送其他御用物品。清帝还利用果报快捷、私密的特点,频繁与宫中及留京办事王大臣传递消息,加强了行在与京城之间的联系。果报成为清帝处理政事的辅助工具。

隋炀帝开运河为巡游史事辨析

本文搜集史料对隋炀帝即帝位后大业元年连兴大役 ,在南运河开凿贯通后即率后宫百僚巡游江都的史事 ,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政治分析。驳正了旧史旧小说所谓开河巡游为享乐游玩的说法。指出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 ,促进了国家统一 ,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 ,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但耗费太大 ,民众难以承受急政重役 ,而“帝王若竭生灵力 ,大业沙崩固不难”。

“东南有天子气”与秦始皇东游

"东南有天子气"缘起于楚地流传甚广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它与楚人强烈的反秦情绪以及秦对东南地区等楚地的控制相对薄弱有着重要关联,"亡人"、"群盗"乃至小规模叛乱的频现皆其表征。"东南有天子气"引起了秦帝国统治者的极大关切和焦虑。秦始皇亲巡楚地,企图以破坏"天子气"的厌胜方式,震慑不服其统治的楚人,然而,此举却更加刺激了楚人的反秦情绪,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论记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惠爱录》兼及《红楼梦》

记载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沈汉宗《惠爱录》是海内孤本,本文对其作者、体例、史料来源、卷前御制诗等做了说明和考证,并且对比了《惠爱录》与《起居注》和《实录》的有关内容,得出了《惠爱录》所载史实更为详实的结论。另外,还对《惠爱录》的文学价值做了评述。最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惠爱录》和《红楼梦》的相关记载进行了论述,认为曹雪芹在创作上有取材于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地方。

朝廷与府县——顺治朝下的正定府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中朝廷与地方府县的关系是所谓政通人和或相反发展的重要行政基础,正定,古代名郡,自汉代以来,一直是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历代王朝倚重之地,在清王朝建立初年顺治朝中,其作为入主中原后京师重镇,朝廷如何与其互动,上下如何交合影响一个新王朝的命运。顺治一朝,正定(时称真定)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元代扈从文人心态

元代扈从文人群体,由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馆阁文臣组成。他们在扈跸途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也有着不同的情感诉求。歌颂"华夷一统"、渴望建功立业以报知遇之恩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对"远游"情结的抒写,其实质是对一种理想的完满人生境界的追寻和精神家园的回归。旷日持久的扈从生活激发了文人深藏于心的安土重迁意识,而政治歧视、文化冲突、环境差异又放大了家国之思。元代政治的痼疾,使传统价值观备受挑战,成为困扰扈从文人的两难选择,最终导致群体的裂变。

清帝巡幸热河期间的政治活动与边疆治理

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治理,康熙皇帝于热河地区建立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康、乾二帝频繁巡幸热河并展开抚绥蒙古、处理政务、参与热河事务管理等政治活动,深化了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辖,加强了中央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客观上提升了热河地区的政治地位,促进了热河地区经济发展。

乾隆南巡的御笔赐联与书画题咏

乾隆在位期间共开展过六次南巡,目的在于稳定江南,巩固统治,实现清朝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在历次南巡过程中,他常于巡游胜景时御笔书联,进行书画游艺与收藏品鉴活动,以体现统治者文武十全的文化形象,以及满汉文化的融合认同。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重构乾隆南巡书画活动的历史,有助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其文化认同的丰富蕴含。乾隆的御笔题咏、御制诗文和御笔书画,因其特殊的帝王身份,也具有不同于普通诗文书画的社会历史意义。

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驻跸扬州时间最长之原因

康熙帝六次南巡具有治理河患、培养汉族士绅和安抚百姓等政治性目的。康熙帝六次南巡扬州,其中第五次南巡在扬州城驻跸超过十天,为六次之最。国内外战事平定、河患得到治理;笼络汉族大臣、江南士绅得到成效;扬州行宫的建成等这些客观因素影响了康熙帝第五次南巡在扬州驻跸的时间,同时康熙帝与戏曲的渊源、南巡性质的改变等这些主观原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康熙皇帝巡游对京津冀区域景观的影响

巡游是历代帝王的一项重要活动。通过巡游,帝王可以视察疆土,考察吏治,体察民情,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在巡游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对所涉区域的景观有所影响。清圣祖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巡游次数最多的一位帝王,其巡游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对该区域的景观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和统计,选取康熙巡游的主要路线及驻跸地点,梳理其在京津冀地区的巡游活动并分析主要巡游路线上的景观发展,总结出康熙巡游活动对京津冀区域景观影响:1)促进区域人文景观的发展与演化;2)促使自然景观向人文景观的转变。其巡游活动对此后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景观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辽代诸帝西南之行及其原因探析

辽代诸帝都曾巡幸西南地区,目的在于作战、督战、处理对宋夏事宜及四时捺钵。辽太祖和辽太宗西南之行旨在开疆拓土,其他7帝西南之行则与开发西南地区、缔结澶渊之盟、辽夏战争和金军南进息息相关,是出于加强边防、巡视以及治理西南地区的考虑。

诗歌视域下的乾隆南巡探析——以御制南巡诗为中心

清代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创作了大量诗篇。御制诗记录了南巡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治理河防海塘、考政课吏、周悉民隐、阅武观兵、眺览山川等,涉及巡幸典制和江浙风土文化,谱写了一部南巡诗史。南巡诗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远超其艺术价值,它们是探讨清中期政治、经济、文化及乾隆行迹、思想的宝贵资源。在国家统一的形势下,南巡具有进一步巩固政权的意义,而南巡诗则是乾隆抚临天下、勤政无逸的政治情怀之展示。

清帝东巡盛京与满洲“根本之地”的政治文化构建

盛京为清朝“根本重地”,有清一代康乾嘉道四帝先后十次东巡盛京。清朝统治者借助东巡典礼打造“追崇我朝隆兴之本”的文化盛典,通过家国同构凝聚政治认同,宣扬“敬天法祖”与“圣孝”的政治理念。谒陵东巡过程中的一系列仪式操演背后,蕴含着清帝主导国家礼制建构、营造神圣空间与诠释政权合法性的现实投射。而诸如赐奠开国勋旧、抚驭蒙古诸部、校阅八旗官兵演武骑射等政治实践,则表明东巡不仅仅停留在仪制层面,同时具有清帝公开宣教,并将国家“大一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图景推向广大臣民的强大力量。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