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发现对认识中华远古文明的启示

三星堆新发现,在中国早期文明认识领域掀起轩然大波。面对诸多的未知,怎样看待三星堆新发现?它对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带来什么启示?这颇值得深思。三星堆新发现拓展了我们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视野,但也带来严峻挑战。对于认识中华远古文明,它至少带来三个重要启示:一,在中华远古文明领域,我们尚有太多未知,为此我们须保持审慎、谦逊和敬意。二,中华文明在源头上并非整齐划一,而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和多样性,这种差异和多样性以及多姿多彩,恰恰构成中华文明体系的博大精深,也赋予其强大生命力和顽强韧性。三,巫术礼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如何破译远古先民巫术礼仪背后的神性思维逻辑,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华远古文明的一把钥匙。

“鱼凫田于湔山”及其可能的地域

湔山是鱼凫、杜宇等数代古蜀王朝狩猎、种植、生产的重要地域,是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常璩(东晋291-361年)著《华阳国志》描述的"鱼凫田于湔山"的缘故和地域今天依然不十分清晰。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文献分析认为,"鱼凫田于湔山"有其特殊的历史缘故和地理位置。古蜀王国时期,王权更替,执行"禅而不传"的权利交接方式。从鱼凫到杜宇、再到开明王,事实上是"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唐虞之道》第27号简)。就蜀王个体而言,不可能活数百岁,无论蚕丛、柏、鱼凫还是杜宇,都可能采取"转世"方式延续其王和神权,故才能"皆神化而不死"。周武王伐纣成功,在建立西周之际,下诏蜀国"天降杜宇",鱼凫被迫禅让王位,因此,"田于湔山"应发生在鱼凫王失去王位之后。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王位,"鱼凫田于湔山"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田于湔山"的有限位置,可能在当今四川省彭州市磁峰镇、小鱼洞镇,包括通济镇等周边一带。

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

黄龙溪古镇的历史文化脉络

新近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黄龙溪古镇,素以历史悠久和水乡风光秀丽闻名于世。然而,该镇究竟"古"到何朝何代,却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黄龙溪镇的历史文化脉络,认为:黄龙溪镇是古蜀王国最后的军事据点;是三国蜀汉政权的圣迹之地;是崛起于宋代的乡村商业集市;清初以来新兴的移民场镇、水运码头。

浅析现象学视野下农村聚落的场所精神——以成都平原为例

成都平原的农村聚落是典型传统意义上的聚落,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最和谐、最基本的体现与联系。现象学重视人与世界的关系,重视人对于其生活世界的感受。因此,从现象学的视野研究成都平原农村聚落的场所精神,可以将其归纳为:(1)气候条件、地形特征和网系统等构成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成都平原农村聚落"随田散居"的特点;(2)建筑单体的结构形式、构筑技术、边界形态及空间特征等建筑环境构建了成都平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3)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所构成的文化环境传承了蜀文化闲适、朴实及神秘的生活印象。

论蚕丛与蜀

"蜀"是蚕丛族的图腾,其原始形象为野蚕,后代追忆蚕丛则为吐丝的蚕。据《蜀王本纪》所记,古蜀曾历时三、四千年之久,蚕丛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这个时间与茂县营盘山遗址的考古结果也基本吻合。考古证据表明,"蚕"是表意,"丛"是表音。

略论蜀与滇的文化关系

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蜀与滇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古蜀可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春秋战国时期,古蜀国的东方有巴国与楚国,北方有秦,这些都是当时势力比较强盛的列国。而在同时期的西南夷区域,夜郎与滇等依然是小邦,或者是"邑聚"之类的部族。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甚至经过远程贸易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商周之后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大力经略西南夷,到东汉时期西南丝路已成为重要国际通道;后诸葛亮平定南中,有效地促进了汉族和西南各族的团结与融合,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与面具在形态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用途上又各具特色。它既可看作是浅浮雕作品,又类似于图像纹饰,似乎融合了两者之长,应是古代蜀人在审美意识方面别具特色的产物。古蜀国有举行傩仪祭祀活动的传统,玉人头像很可能就是古蜀族傩仪祭祀活动中的使用之物。它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类似于头的象征,是我们探析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生活情形的一件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古蜀族的崇巫习俗、祭祀活动、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沙遗址出土玉琮探析

Unearth jade slices from Jinsha relics consists of green and long ones of Liangzhu culture and local yellow ones. Images and decorates on them express special meanings. People of ancient Shu Kingdon accepted and imitated and used large amount of Jade slices of Liangzhu culture that resulted from their good understanding.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learn about Sacrifice-offering activity and advocating sense at that time.

三星堆青铜文明特色与影响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了殷商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辉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造像,具有鲜明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崇尚观念等诸多方面,都与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不同,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古蜀与中原有着长期的交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失主体的文化交流中吸纳融汇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三星堆青铜文明对西南夷与滇文化,都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埋藏坑出土的诸多青铜面具,均是人面"纵目"。这种"纵目人",是寻找古蜀国踪迹的重要依据。分析及比较学术界的诸多观点,并结合大量实地考察后我们发现,"三星堆纵目人青铜像"属古蜀国氐人,其遗族可能是至今生活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的白马氐人。他们在语言、服饰、舞蹈、婚俗等方面与藏人迥异,而同古文献记载的氐人的习俗相同。另外,白马氐人的面目特征和白马人祖传的"曹盖舞"三目神面具都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纵目特征非常相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古蜀国的蚕丛、柏灌、鱼凫是氐人部落中的一支——白马氐的先祖。

鱼凫新论

鱼凫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代蜀王,由于相关文献的缺省,有关鱼凫的原型或概念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从历史语言角度缀合图腾文化,或牵连《山海经》神话故事的人类起源说,都不足以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依据生活常识,并切合历史阶段性特征、族群迁移整合的区域发展。藉此得出认识,鱼凫的本义应该指鱼老鸹之类的捕鱼鸟,鱼凫氏或鱼凫王即指以捕鱼为生的鱼凫族,鱼凫族生活的时代正值渔猎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变的时代,标志着川西原始聚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社会的转型时代。

成都地区五代十国音乐图像研究综述及反思

自20世纪40年代,成都市中心发掘前蜀高祖王建墓石棺24幅音乐图像以来,该区域先后有后蜀宋琳墓、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后蜀报国寺摩崖石窟大量音乐图像问世。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音乐图像乐器的考辨、舞种源流、蜀乐风格、乐舞史学价值等方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本文在盘点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成都地区1942-2021年先后发掘的五代十国时期相关墓葬、石窟音乐图像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对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加以探讨。

四川烹饪文化溯源——三星堆文物与古蜀国食虫文化探秘

饮食文化是一切文化的基石,一个民族的食物特征决定其文化色彩,博物馆中的许多文物造型反映着烹饪文化特征。蚕丛时代,以"蚕"为代表的古蜀国昆虫烹饪原料、食虫文化光照千秋,古蜀国食虫文化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