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1900—2007)中国古代歌谣研究述略

歌谣承载着民众生活和文化的重要内容。百年中国古代歌谣的研究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开创阶段成果丰硕,确定了歌谣研究的地位和方向;缓慢发展阶段成果较少,具有一定的阶级色彩;复苏阶段研究较为细化;多元化发展阶段呈现多学科交融整合的局面。百年中国古代歌谣研究的焦点问题包括歌谣定义、历代歌谣研究、童谣的缘起和性质、谶谣研究、国外歌谣研究等几个方面。

站在辽阔的草原上——从文艺民俗学视角论张承志《黑骏马》

《黑骏马》是一篇反映草原游牧文化的"文化寻根小说",其在形式、内容和艺术感染力上都有独到之处,是专业文艺与民俗学相结合的一个较成功范例。小说在人物塑造、结构与情节构建、环境描写语言三个方面都运用了民俗的方式和效果,尤其是对蒙古古歌《钢嘎.哈拉》的使用,成为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作时新探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九首"有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这九首诗陆机都有拟作,称作"古诗"。九首中有六首无论从题材、内容、风格还是从篇幅看,都接近民歌,文献中又称其中几首为"乐府"或"枚乘乐府",说明它们本是民间作品,后被收集入乐府,可能曾经过文人的润色。另外三首为文人之作,而从诗本身可以看出是西汉时作品。总体来说,《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应是西汉时文献所传,后来全被看成枚乘之作。

试论中国古代歌谣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风俗的关系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口头诗歌,是能歌唱或能吟诵的韵文,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歌谣都是因人而起、缘事而发,反映了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是古代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歌谣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时期的采诗观风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巡使制度,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民间歌谣的搜集和采察工作,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作为社会风俗重要内容的歌谣可以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

潮汕方言歌谣词汇特征研究

潮汕方言歌谣是以潮汕方言为载体的一种口头文学,它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且古语词高频重现,使歌谣形成了古朴典雅的风格;这种平民之歌抒发的是歌谣流行地大众百姓的心声与情感,它的草根性又使各类土语词频频入歌,使歌谣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它还跨越时空,被漂洋过海的潮人带到了海外,外来词入歌使歌谣平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韵味。

古代歌谣研究中的中外诗学对话

随着文化人类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在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多被采用,中国古代歌谣因其原发性价值而备受海外中国学重视。中国学者也在吸收西学及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自身传统,并与海外学界对话,进一步促发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更新机制。文章试从两方面推进以往的研究:其一,对中外有代表性的中国古歌谣研究进行梳理,描述中外学界之间、双方各自内部的对话,并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下分析各家理论、方法的特色。其二,反思海外中国学所遭遇的困境,展现大小传统同源,理性与浪漫、叙事与抒情复杂交融的中国早期文明图景。

刘三姐歌谣创世古歌歌词本体初探

刘三姐歌谣创世古歌指狭义刘三姐歌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歌词本体,在内容上主要包括造天地日月、造人类及人类与自然灾害做斗争3个方面;艺术特征可以归纳为语言质朴、丰富想象力展现的偶尔为之、多样的句式与歌式结构、包含引歌与尾歌的结构形式4个方面;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习俗文化、历史文化及观念文化3个方面。

元结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

元结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身上具备义勇纯真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特点。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趋向于质朴和慷慨,更多地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政治功能一面。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他提倡古诗古乐府,反对近体流行调;提倡言志抒情,不重儒家诗教。有的讽谏之作言词犀利,态度狷狂,有的诗歌古朴直切,与"主文而谲谏"相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诗论的藩篱,表现了出身拓跋氏的元结"不师孔丘"的一面。

《古谣谚》校误、补辑

清杜文澜所辑《古谣谚》,采摭先秦至明代的谣谚3300余首,并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对所遇疑难加以考辨,为同类著述之翘楚。但未臻完善,其中有4处错误亟待纠正,16则漏收的谣谚需补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野下的陈云文化思想研究

作为政治家的陈云,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又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其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理论框架下兼具一定的典型性意义。陈云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化观的形成,显示出其文化思想的支配性意识依然是政治要求,但蕴含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极为宝贵的探索。建国后陈云对苏州评弹和整理古籍的冷静沉思以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反映了他在文化发展需要与政治要求之间进行的辩证考量,尤其是其文化思想中所揭示的文化和政治共生发展的问题,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以及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乏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古歌、古谣谚：中国古典诗歌发生发展的另一重要源头

中国古典诗歌发生发展问题,历来文学史注重强调诗与骚两大源头。而在诗三百之外仍出现与“诗”同时发生或更早传唱的古歌、古谣谚。这些流传千载的口头文学,质朴天然、寓意深厚。从艺术手法与乐歌形式上看,其六义兼备,句式多样,已初具唐前及初唐诗歌的基本创作模式。其中,带有警示性的谚语,采入诗词,成为诗词中的典故。从我国诗歌的发展史上看,古歌、古谣谚可与诗、骚并提,实为中国古典诗歌发生发展的另一重要源头。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法新探

面对新世纪高校教育的新形势,作为中文专业主干课程之一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其教学方法之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教学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讲评教学"、"比较教学"、"情境教学"、"结构教学"和"歌诀教学"等五种教学方法,是一套适应形势、别开生面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苗族信仰与其生计方式的相关性分析——以《苗族古歌》“蝶”“鸟”为研究中心

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流行的《苗族古歌》,特别是从《苗族古歌》的“蝶”与“鸟”的角度可以考察苗族生计方式的发展与变化。首先,蝴蝶妈妈出生于枫香树的树心,这表明枫香树心的神圣性,而这实质是苗族对中空型事物的崇拜;其次,枫香树崇拜和蝴蝶崇拜反映的是苗族采集生计方式;最后,鹡宇帮蝴蝶孵卵的内容,反映了苗族发展和推广稻作农业的迫切现实需要。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法五探

面对高等教育的新形势,作为中文专业主干课程之一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其教学方法之改革创新,势在必行。经反复探试,总结出了"讲评"教学、"比较"教学、"情境"教学、"结构"教学和"歌诀"教学五种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白川静《诗经》研究举隅——以“水占”为核心

日本学者白川静的"诗经学研究"植根于日本民俗学研究,受日本《万叶集》民俗研究的影响,从古代汉字的构造原理出发,认为古代歌谣原本带有咒语性质,是人与神交通的产物,具有预祝意味。由此对《诗经》中的"兴"加以民俗学阐释,提出"兴的发想法",进而探究《诗经》所反映出的民俗现象。分析白川静《诗经》中"水占"习俗研究可以窥探其《诗经》研究方法。

古苗疆走廊“嘎百福古歌”中的伦理规训

“嘎百福古歌”发源于古苗疆走廊沿线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当地苗族同胞特有的说唱文学形式。古歌内容皆来源于苗族同胞的真实生活,故而是苗族同胞生活哲学智慧的直接体现。基于对“嘎百福古歌”内容的具体呈现和仔细分析,在其特殊性中揭示潜在的伦理规训,以期丰富民间治乡之道德智慧的内容。

英国古代民谣的悲剧性研究

英国古代民谣是英国文学中的一种诗歌形式。其内容涵盖民间传说、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和宗教迷信,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价值。根据主题分析,英国古代民谣呈现出典型的悲剧情怀,具体可以分为"爱情之悲""战争之悲""时政之悲"和"英雄之悲"四大类。由分析可见,这种主题的突显特征与英国的生态环境、经济形态、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是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中逐步积淀的一种文化和民族特性。

重庆传说时代文学初探

重庆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又是古老巴渝文化的发祥地。其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滋养和培育了古老的重庆文学；大禹娶妻重庆涂山，神女定居三峡巫山，“灵山十巫”升降巫溪──这些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从烟波浩淼的历史海洋一直延续至今，使我们评然心动，悠然神往。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中心”研究——以傣族典籍《朗鲸布》为例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主要关注原文或译文,而对在“原文-译者-译文”这个三元关系构成的生态环境中译者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少有涉猎。文章从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视角探讨译者在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中的作用,以傣族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朗鲸布》为个案,主要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及适应后根据翻译目的选择换例、补建、依归译语生态等技巧来提高多维转换程度。研究发现,由于译者路易·艾黎在译作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把控得宜,《朗鲸布》英译本才能在西方广泛传诵,增进了西方人民对傣族民间故事和民俗文化的了解。

稻农的歌声

作为中国南方水稻产区之一的浙西衢州,农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水稻息息相关,稻文化深深地浸透在每一位农人的精神血液与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在立春举行仪式,迎接“春神”;在谷雨前后播种,从种子中获得生命的智慧;在插秧时吟唱古老的歌谣,这些歌谣甚至与遥远的日本有着某种呼应关系;他们敬畏自然,也敬畏农具上的神明,生活中也遵循规矩行事;他们做饭、吃饭,都带着珍惜之心。作者在本文中所呈现的,即是浙西衢州这一片土地上,与稻文化相关的几种生活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