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龙部字考证与龙文化再阐释

龙属炎黄子孙普遍认可的文化符号、集体记忆、共同图腾,并以文字代码的形式层累凝练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根脉、意识底座。考诸《汉语大字典》龙部字词,探悉古人以龙为核心构建一语义鲜明、错落有致的龙族认知范畴,有力证实了龙文化起源于中国本土。有别于西方的“dragon”,龙在中华民俗信仰中以雨神、水神的灵异身份频繁出现,是东亚农耕文明发达的忠实见证。更为重要的是,褒龙爱龙之共同情感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最终演绎成一种极为稳定的“大一统”叙事结构、民族共识。要之,龙堪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精神标识,弥漫着无穷的生命活力、浩然正气。

寻找上古诗歌发展的依据——《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序

《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一书从历史文化等理论方面对先秦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进行了总结。通过礼俗仪式探索、考察上古诗歌的发展,可以看到更早的诗歌存在、演进的情形,亦可了解从春秋前期至战国之末我国诗歌发展中缺环一段的大体状况。

从亲属称谓语看中国古代婚俗文化遗迹

亲属称谓是人们血缘关系的体现,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称呼方式,还反映了人们在亲情和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态度。而语言被视为文化的“活化石”,这也为我们探寻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文化现象留下的痕迹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基于文化语言学中的亲属称谓语研究,以此窥探上古文化遗迹。通过本次研究,以期引发学者们对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深入思考,并促进语言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从而推动语言生活健康发展。

禁渔后时代鄱阳湖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传承保护和发展建构研究——以鄱阳县古渔村管驿前为例

传统渔业生产习俗是古代渔业先民生产劳动和生活智慧的结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禁渔后时代,鄱阳县古渔村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传承保护和发展建构,应当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型集体经济为基础、以渔俗特色谋发展,通过打造管驿前传统渔业生产习俗的集体记忆文化空间、文化产业、历史文化名村、全域旅游、节庆活动和数字化传播平台,实现传统渔业生产习俗传承保护和乡村发展的互融共存、互促互进、同频共振,形成时空文化连续体和习俗文化发展共同体,不断助推乡村社会发展和百姓共同富裕。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利用的体系规划探析——以浙江省江山市为例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中,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现状存在着定位及目标混乱的局面,导致村落发展"两极化"的趋势,部分历史文化村落面临着消亡的结局。本文从宏观层面通过对村落保护发展现状的总结,提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利用体系规划的应对措施。并结合浙江省江山市的调研与实践,建立区域历史文化村落分类分级的评价体系,针对性的提出保护与利用的系统性规划策略。

成都地区古镇民俗旅游广告现象分析——以洛带、黄龙溪、赵镇为例

目前,成都的古镇民俗旅游业发展方兴未艾,其中民俗旅游广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成都市的三个古镇为例,其民俗旅游广告可分为匾联招幌型、市声招徕型、风土人情展示型、盛大民俗活动型等四大类。从目前来看,成都地区古镇民俗旅游广告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广告形式同质化、广告内容重复等问题,需要广告业者整合资源、统筹推广,同时还需要把广告的内容和形式与其核心诉求互融,把古镇民俗旅游广告与阶段性民俗主题活动和整合营销活动相结合,使其更适应民俗旅游业的发展。

社火溯源

社火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延续。在中国,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逐步分化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国家祭祀土地神活动与祭祀谷神、四方神活动合并,演变为祭祀社稷。民间祭祀土地神活动逐步与祭火活动融合,发展成为了社火。

仿古蹴鞠发展的评价

通过实地考察临淄仿古蹴鞠,结合文献资料,对仿古蹴鞠的产生、形貌和开展情况进行了阐述,并对其社会效应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评价。通过研究得出:当前的仿古蹴鞠是临淄地区依据古代蹴鞠创造的一项仿民俗活动,其本身不具备民俗的精神内核,所享有的只是民俗的物质外壳。它的产生以一种代表地区文化的标识出现,在其发展过程中,多种商业目的与政治意愿掺杂进来使之成为各种权利、资本运作的对象。对于这样一项仿民俗活动,既不能用保护传统文化的方法保护它,也不能随心所欲塑造它,而应以一种尊重历史文化的态度还原其面貌,兼顾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促进其发展。

东向为尊——一种古礼的文化人类学解释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多处讲到"面东而坐"为堂室中最尊崇的位置。这一事实应该是曾经流行的古礼的具体体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种古礼同人类认知空间方位的先后及朝日风俗有关。除了堂室位次和交际之礼外,都城、帝王陵寝的整体布局以及一些日常习俗也深深体现着"东向为尊"的观念。

方言与古俗——以甘肃省古浪县路家台村为例

路家台村是位于甘肃省古浪县横梁乡东南部干旱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以点为角度对该村方言和古俗进行调查研究,以线为角度对该村方言与古俗的关系及二者传承的共性条件进行分析,最终突破地域限制,从面上对研究方言和民俗提供一个小的研究视域,以期能够准确解读方言和古俗的深层联系。

古代社会风俗的悖异及其意义——以荆楚“人日”的衍变为例

本文从荆楚“人日”风俗的衍变,讨论了社会风俗的悖异及其意义。文章对“人日”风俗的起源及其流变进行了详细的考述,提出:“人日”风俗“任鬼神”与“重人生”的悖异,恰好表明二者的对立统一,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

《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出妇”婚俗

通过文献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出妇婚俗,并从出妇婚俗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进行了解读。出妇礼俗是古代婚姻礼俗制度的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七出之制"即出妻的七种规定,出妇行为遵循特定的礼仪程式进行,出妇享有一定的尊严和财产所有权。《孔雀东南飞》是一首出妇(妻)诗。兰芝被遣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情形,诗歌叙写了兰芝被遣的过程,反映了她对自己私物拥有处置权的事实。

《格萨尔王传》所见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和习俗

《格萨尔王传》蕴藏着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族外婚、婚姻不自由、抢婚、妻从夫居、一夫多妻、弃妇等现象,反映出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中妇女地位的低下。《格萨尔王传》中所体现的具有藏民族特性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是藏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的婚姻习俗的真实写照,也是藏族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

神秘预言与古代小说“铭知发者”母题

“铭知发者”母题有着多种文化内蕴,在小说中,往往起到预言——应验的功能,渲染了英雄的神性,交代天书得主非其莫属,作为幸运英雄发迹的一个契机,与英雄兵器神授的母题贯通,还偶或与幸运英雄的婚姻大事产生纠葛。充分凝聚和发挥了关于墓葬的神秘风俗与思维传统,使预言具有了超越时间限制的威力,艺术地成为宿命规定性的一个确凿证据。

北京传统村落民俗旅游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以北京门头沟区为例

北京传统村落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如何保护与利用民俗旅游资源成为北京传统村落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北京传统村落民俗旅游资源特征入手,以北京门头沟区传统村落为例,总结出北京传统村落民俗旅游资源类型,并指出在北京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传统村落民俗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建议。

“结根泰山阿”中的山与婚俗

《古诗十九首》中有"冉冉孤生竹"一篇,《全泰山诗》也收录了这首诗。将它视为泰山诗歌大家族中的一员。对于这首诗歌中的泰山意象,李善《文选注》曰:"结根于山阿,喻妇人托身于君子也。"现行各种《古诗十九首》的注释读本,对于诗中的"泰山",往往采取忽略的态度,不作任何解释。若从民俗的角度,将诗中的山与我国古代的婚礼习俗联系起来,从我国诗歌的源头《诗经》说起,就能解读出这首诗歌中丰富的含义。

略论中国古代颜色的运用与礼俗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颜色,有“正色”与“间色”之分,历代王朝也都有崇尚的颜色。颜色在中国古代的礼俗中有着明尊卑,别贵贱的作用,从中显示了古代人们礼俗观念形成和演变一些潜在规律。

生态环境与古代东北少数民族习俗文化

由地理条件、物产资源和气候因素构成的生态环境对人类习俗文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古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草原、山水环境对各民族游牧、渔猎生产、生活习俗的影响,各种动物皮毛、肉类等物产资源对他们生活习俗的影响,冬寒夏暖、春季多风的气候因素对他们生产、生活习俗的影响。

上古之时华夏先民的色彩习俗

上古之时的华夏先民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色彩习俗,从华夏民族早期使用颜色的习俗中,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各民族色彩民俗的一些影子和雏型。

从一个村庄解读中国乞巧民俗——关于西汉村完整乞巧活动的考察研究(下)

西汉水上游西汉村(属甘肃省礼县祁山乡)的乞巧民俗,具有古朴文化孑遗的特征。其炸油果子、供馔、转饭,跳麻姐姐、照花瓣,过巧娘娘会、送巧是后半程最重要的民俗节点。通过对西汉村完整乞巧活动的考察研究发现,陇南乞巧民俗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原初性,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还是一个女神(巧娘娘)崇拜祭仪活动的完整存留。陇南乞巧祀典、礼仪和习俗的动作以及舞蹈、演唱,具有深广的表现力,展示了远古遗风(特别是早秦文化)的一些活态,并随着环境、时代和风尚的变化而发生着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