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论“古史三重证”

继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先生提出将历史文献、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并和民族学资料参照印证的"古史三重证"法。"古史三重证"法的成功实践,使古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不断将中国古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重证据法探知古蜀史事

利用文献、考古、社会性历史信息三重证据,证实《蜀王本纪》中古蜀时间跨度3500年的合理性,其中蚕丛至鱼凫三代约跨越2000年。由此发现鱼凫与杜宇王朝之间至少有800年的历史空白。根据地名线索,得知蚕丛、鱼凫属于氐人,处于酋邦体制下,未有巩固的基地,最后南下转移,销声匿迹。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论“古史三重证”

继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先生提出自觉将历史文献、考古学资料结合起来,并和民族学资料参互印证的"古史三重证"法。"古史三重证"法的成功实践,使古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不断将中国古史研究引向深入。

论吕思勉、杨宽师生古史研究的异同

吕思勉、杨宽师生二人的古史研究有同有异。相同之处表现在:对古史辨派的古史造伪说持否定态度,肯定所谓伪书《山海经》《墨子》《尉缭子》《六韬》的史料价值。不同之处表现在:在研究方法上,吕思勉认为地下出土的实物未必有书籍可靠,不注重使用地下考古资料;杨宽则认为应将纸上材料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在古书的辨伪上,吕思勉认为《穆天子传》为伪书,杨宽则认为有史料价值;吕思勉认为《逸周书》是价值很高的史料,杨宽则认为是假托的故事。在古史研究目的上,吕思勉侧重于微观方面的考证,所得结论稳重平实;杨宽则侧重于宏观方面的贯通,在考证的基础上,尝试得出规律,所得结论较“粗”。而正是与吕思勉古史研究的不同,使得杨宽凭借一部《中国上古史导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回顾与反思

古史研究是关系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学术课题,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疑古”与“走出疑古”的争论。自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人提出“古史辨”理论以来,学术界对上古史基本持怀疑态度,对记载上古史文献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李学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力倡“走出疑古时代”,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成果提出质疑。因此,在进行上古史研究时,既要继承“古史辨”派的怀疑精神,又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中国舞蹈史学著作能否称之为“信史”——对业界外某些学者相关质疑的回应

本文针对非舞蹈学界学者指出的舞蹈研究缺乏自己的方法论和中国舞蹈史学著作是否是"信史"的质疑,进行了友善回应和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论证,最终证明中国舞蹈史学著作是"信史",舞蹈研究亦有自己的方法论。

浅谈“小学书”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作用

在利用经传、史籍等传世文献考证地理沿革、地名变迁的途径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搜集、考释、研究有关的字书、韵书、训诂书等小学书中的相关地理信息和材料,对古代地名或地理变迁进行推考,且通常会有一些收获,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今从"邛成"和"鄋瞒"两个古地名的例证出发,尝试采用字书进行古地理、古地名的研究,希望能够为历史地理——特别是早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