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上古诗歌发展的依据——《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序

《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一书从历史文化等理论方面对先秦文学尤其是诗歌研究进行了总结。通过礼俗仪式探索、考察上古诗歌的发展,可以看到更早的诗歌存在、演进的情形,亦可了解从春秋前期至战国之末我国诗歌发展中缺环一段的大体状况。

南乐源于虞舜时代的农业祭仪

南乐为上古虞舜时代农业祭仪上表演的乐章,具有召唤东南季风的神秘作用,东南季风在《夏小正》《山海经》中又称为“俊风”,这一名称与大舜有关。因时代久远,早期典籍关于南乐的记载零散而不系统,《尚书》中《尧典》《益稷》等篇,《周礼》《礼记》以及《诗经·周颂》中的象舞与勺舞都与大舜韶乐有关;《诗经·国风》中反映江汉汝水流域的《周南》《召南》为《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南音”。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出土战国竹书文献,可以发现大舜南乐包含吹奏乐(箫、竽、笙)、弹拨乐(琴、瑟)以及打击乐(陶钟、陶鼓),最初应用于农业祭仪之中,用以召唤东南季风即“俊风”以及大象、凤凰等动物,与原始自然崇拜的图腾艺术相一致,具有诗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韶乐是大舜南乐的代表作品。

典章制度文献:我国古代音乐历史演变的丰盈载体--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九

在我国古代社会,典章中的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部分。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乐”的推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留存了大量的、具有音乐信息或与音乐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文章论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关的历代礼制文献中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中的音乐文献、会要类书等著作中有关的礼乐文献。这些文献呈现出广博浩繁的史料特征,对探索古代音乐历史事件产生、延展到衰亡的真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在丧袭爵”制到“服阕袭爵”制——汉唐间丧服礼制与袭封时间的互动

封爵制是中国古代重要典制之一,可以世袭是其本质属性。汉唐间,丧服礼制与袭封时间的双向影响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在丧袭爵”制到“服阕袭爵”制。汉魏王朝实行前者,西晋改行后者。前者典出《尚书·顾命》,既是对周制的继承,也有汉代政局影响的因素。此制有利于确保政治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广泛行用于人类社会的制度。但这一礼制场合,既是嗣君为前代封君服丧的场所,又是王朝举行袭封礼之时,故须直面凶嘉两种异质的礼仪在程序、服制、仪节方面的明显冲突,无法兼顾孝道与尊君两重原则,违背了“凶服不入公门”的礼学原则,面临“亲亲”与“尊尊”以及“公”与“私”的矛盾。后者是后起的三年丧制渐受尊崇并逐渐影响袭封的结果,爵制与政事的日益疏离,是此制被稳定践行的有利因素。对“周礼”顶礼膜拜的西晋王朝,反而选择了后起的“服阕袭爵”制,表明朝廷、士大夫对古礼的态度非常复杂,并非单纯地尊崇古礼、裁汰他说。经由汉晋时期经学和礼制的长期发展,礼学家对不同类型的礼仪等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礼制建设的因革,是礼学、礼制自身蕴含的学理与实用性碰撞的结果,亦是经典诠释、故事、学术思想、现实需要、权力格局等多股驱动力作用的产物。

百器惟新: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研究

文房瓷器是书斋中瓷质类的文房器物。本文以设计学与图像学的方法探讨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既来源于日常器物的形制,也有因统治者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下器物形制的摹古;还有在形制上互效不同材质的工艺品;此外,文房瓷器不同窑口间同工互效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各窑口之间互效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在各自窑口的基础上模仿、创新。最终形成了宋代文房瓷器百器惟新的设计面貌。

释“知”

“知/智”二字的本字是甲骨文中已有的从“■”(矢)、“口”的“■”字,可以直接隶定为“知”。该字在甲骨文中用作动词,在“知乞骨”句中表达占卜之前加工卜甲、卜骨,或解释为钻孔加工。在殷商的信仰中,“知乞骨”绝对是一件神秘之事:神灵认可这些卜骨,并同意只有在经由这些卜骨沟通时,巫师才可以使用这些卜骨。由此,我们或可以推论,“知”字最早的意义,是在具体形容加工卜骨的同时,也表达甲骨能获得灵验之图谋,可用作神秘沟通之媒介。通过“知”这种神秘的加工行为,一般的龟甲和牛骨成为可知天意的卜甲、卜骨。在青铜器铭文上也出现“知/智”字,用来表达与崇高界的神秘沟通。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也表达“知/智”含有神秘知通之意。所以,通过殷商以后“知/智”字的用义,可以看出该字以甲骨文“知”字为源头。从西周晚期以来,“知”字有“知”“■”“■”“■”等数种写法,这些字形的字义都相同,所以它们都是“知”字的异构,在意义方面与神秘、明智等本义仍保留有一定的关系。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礼制文化下的桂阳县阳山古村落场所精神探析

文章通过对礼制文化影响下的阳山古村落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进行探索,发现礼制文化所具有的伦理纲常、传统道德对村民们的行为习惯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可以有效解决现代村落“自上而下”式规划建设的不足。研究传统村落的场所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可为村落修复和新建村落的营造提供依据和借鉴,缓解当今乡村建设中严重的同质化与“千村一貌”现象。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中国古代仪式音乐研究的时间维度——以宋代宫廷音乐为例

作为在时间轴线上展开的文化样式,仪式音乐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表现出丰富的时间观念与时间形态,它与其他乐种一道塑造、影响、维护了中国人的艺术形态与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宫廷仪式音乐的展示形成了一种由"岁时节日"和"仪式过程"及其内在节奏所组成的时间结构。这一结构的存在,为仪式音乐时间维度的考量,留出了解读的空间。本文以宋代宫廷仪式音乐为案例,试图从岁时节日、仪式过程两个层面,探讨古代仪式音乐的时间形态与社会效力。

论古礼仪式本身作为先秦儒家道德的一种形态

传统的儒学研究认为先秦儒家为传统的礼仪形式注入了新的抽象伦理,"礼"的意义就在于其所依附的抽象德目。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先秦儒家道德结构的全部。实际上,儒家所坚持的三代古礼或周礼的固定内容在逻辑上并不能和儒家的抽象伦理或德目完全契合,这意味着儒家礼仪形式本身就具有某种独立的道德意义,因此可称为仪式道德。先秦儒家仪式道德的内容是恪守既定的古礼仪式,其依据是对固定的几位古圣王的崇拜,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先秦儒家带有了某种"类宗教"的属性。最后,仪式性的道德与抽象的伦理或德目在先秦儒家的道德结构中是相互独立而并列的,又是相互绑定而融合的。

论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古代法制影响深广。首先,唐代僧尼是否应行致拜君亲之礼的论争,实质上是佛教平等思想与儒家忠孝思想的冲突关系在法制上的反映,体现了佛教礼仪影响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一个侧面。其次,由佛教慈悲思想衍生出信徒应禁杀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之礼,不但是对传统"秋冬行刑"制度的有效补充,而且也对古代法律的残酷刑杀起到一种比"秋冬行刑"效果更为显著的缓和性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刑罚文明化、人道化的一种表现。再次,佛教的戒律不但有利于德主刑辅的教化,而且也鼓励一般民众修持向善,因此戒律的提倡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助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但以佛教戒律来替代刑罚处罚,则是司法不公正与司法恣意性的反映。最后,禁止盗毁佛像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戒律与礼仪对立法的影响;禁止"私入道"的法律规定,实质上彰显了佛教的规模与国家税制、兵役制度的冲突关系对立法者权衡利弊考量的影响;僧侣犯奸罪加重处罚的特殊规定,实质上彰显了僧侣身份的特殊性对立法的影响。

再现三代—宋代仿古陶瓷礼器探微

宋瓷中出现了大量仿商周青铜器、玉器的礼器,这成为其文化内涵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的成因和艺术风格,探讨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对明、清陶瓷礼器复古风格的影响。

秦汉时期“平和”审美与“不平”审美的演化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位之前,儒家礼乐"平和"的审美观受到冲击,以"不平"为美的民间音乐审美形式在汉初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和"审美与"不平"审美在审美功能上出现并置、交叉互融的特色。

关于中国礼文化研究的思考

世界文化有两大类型,即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和次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中国文化整体上是一个礼文化模式,具有原生性、循序渐进性和包容性。通过分析和揭示中国礼文化各个方面的特征,及其所决定的儒学(儒教)的特点和走向,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差异不是简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是有着整个体系的差别。

仪式理论视野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探究

有关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向来以人类学仪式理论为基础,主要突出宗教仪式的宗教意义,对其世俗内涵的发掘不够。通过对古埃及新年节的考察可以发现,古埃及宗教仪式具有很强的世俗意义,尤其对王权统治的运作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是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用于宣传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源。将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埃及宗教仪式和社会。

苯教历史与文化——访藏族著名学者才让太教授

才让太教授长期从事苯教文化研究,在国际藏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苯教历史为主线,着重探讨了苯教文化的渊源、内涵、特性及其发展过程,并对苯教古文献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作了评析。认为,苯教是藏族本土宗教,分世续苯和雍仲苯,经历了前、中、后弘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对藏族文化以及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甚大,对研究和还原藏族远古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的法学分析

官员退休在古代称致仕,是指官员因老、病、孝养等原因交还官职,退休养老的行为。致仕制度源于礼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法制化转变,但是在专制政府的权力运作中,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主要的力量支配着法律的实施,以礼入法的致仕制度始终只是一个过程,最终也未能实现彻底的法制化。

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两都赋序》首以“赋者古诗之流”为辞,对应两汉之际流行的“周苍汉赤”、“大汉继周”等观念,实是包含“汉赋”继承、取代“周诗”的企图,建立在新五德终始学说基础之上。贬斥赋体品格、质疑洛阳地位的思潮在东汉前期影响甚巨,班固以“古诗之流”为依据,在《两都赋》中设置独特的文章结构,变“诗可以观”为“赋可以观”,实现赋观风俗、推尊洛阳的目的。“观”有“多”的义项,“物多而后可观”、“示于人必多于人”,从侧面为赋之骋辞博物的修辞手段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班固视汉赋为“礼-文”的集合体,其以“汉赋”取代“周诗”,确立“大汉文章”的地位,再通过《两都赋》议礼,进而制礼,这是“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思想的体现,汉赋成为新时代、新礼乐的象征。

从一个村庄解读中国乞巧民俗——关于西汉村完整乞巧活动的考察研究(下)

西汉水上游西汉村(属甘肃省礼县祁山乡)的乞巧民俗,具有古朴文化孑遗的特征。其炸油果子、供馔、转饭,跳麻姐姐、照花瓣,过巧娘娘会、送巧是后半程最重要的民俗节点。通过对西汉村完整乞巧活动的考察研究发现,陇南乞巧民俗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原初性,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还是一个女神(巧娘娘)崇拜祭仪活动的完整存留。陇南乞巧祀典、礼仪和习俗的动作以及舞蹈、演唱,具有深广的表现力,展示了远古遗风(特别是早秦文化)的一些活态,并随着环境、时代和风尚的变化而发生着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