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脉赓续与桐城宗风南传——兼论姚鼐对江西新城古文的沾溉之功

清代中后期,江西新城古文在姚鼐的影响下,由“闽学”转向“桐城之学”。姚鼐“扶树道教,讲明正学”的为文义旨,以及“高简深古”的文风为新城古文家所吸引。以鲁九皋和陈用光为代表的新城古文家纷纷向姚鼐请业,留下了各种类型的师法文献。姚鼐“恳切周至”的诲示中,富含其文章学的矩矱及灵性;新城作家的追随与效法中,也融入了江西实学底蕴和科举风尚。新城古文在姚鼐的指引与帮助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崛起于文坛,并出现了人才荟萃的局面。

江西新城古文对桐城派的传衍及其学风之变

清代中后期,江西新城古文在姚鼐的影响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成为清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分支。新城古文家鲁九皋、陈用光等人与姚鼐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常以尺牍向姚鼐请教古文之道。姚鼐则通过回信对他们进行孜孜不倦的教导,并耐心地为之答疑解惑。在尺牍往返之间,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也随之传入新城,受到新城作家的普遍推崇与效仿。鲁九皋、陈用光等人服膺桐城古文,且奉之为圭臬,在他们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新城一地的学风也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学风日益向桐城派趋同。

基于实例的古文机器翻译设计与实现

在分析现有机器翻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实例的古文机器翻译系统,并进行了设计与实现.测试结果表明:系统翻译效果良好,可有效避免复杂的深层次语法树和语义分析.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论“小东坡”唐庚的古文主张

有"小东坡"之誉的北宋末作家唐庚倡导时文"以古文为法",这在党争倾轧空前严酷、元祐文学及学术惨遭禁毁的恶劣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唐庚为文重视形式美,强调"立意"与"气熟",主张"作文当学司马迁",崇尚因事陈辞、通于世务的现实主义精神。唐庚充分肯定和全面吸纳了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古文运动的理论成果。

中唐韩柳古文书写的可能与规则及其限度——以语体为视角

"古文"并非一种相对于骈文或其他时文的文体概念,"古"乃是语体"古雅"或"雅正"的标识。"古文"书写的可能,一在形式上的复古,以求"古雅";一在主题上的"明道",以求"雅正"。"古文"书写有其规则,书写者须明了上古汉语与中世汉语的区别,并遵守上古汉语的韵律与语法规则。由于"古文"书写者难以突破身处的思想学术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制约,故只能在部分文体上求得突破,而难以真正挑战时文的地位与影响。

谈医古文教学中的现代人文意识

我国医药发展源远流长 ,医药典籍浩如烟海 ,与整个中华文化同步 ,成为传统文化中重要而精彩的部分 ,是教学研究取之不尽的宝藏 ,也是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扎实基础。《医古文》覆盖了祖国医药发展的广阔层面 ,沉淀了非常深厚的人文基础。以《医古文》课程教育为载体 ,借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不失为一条颇具专业特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人文素质教育新途径 ;而且把医古文教育放在学生人文素质接纳的广阔背景之下 ,有利于拓宽教育思路 ,激活医古文教育。

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及其价值

古文批评是桐城派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理解其古文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方苞的弟子王又朴就是一位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古文批评家。他以方苞的义法说作为其古文批评的理论基础,紧紧抓住义和法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透过人们习焉不察的文字和细节,发现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深隐之意。王又朴在贯彻义法说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借鉴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眼光和经验。这不仅使他对文法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分析能力,善于揣摩所评书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作者隐含在笔墨之中的幽微心理,而且使他的批评文字充满激情,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文学色彩。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揭示了《孟子》和《史记》的很多义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此二书的理解;其批评方法和批评特色,对当代学者的古文研究乃至文学批评方式的改进,都有丰富的借鉴意义。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论古文翻译理论框架的构建

这里从给"古文翻译"正名开始,通过对古文翻译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照,从而认为"古文翻译"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文翻译学。古文翻译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探索。古文翻译所研究的对象包括语言文学各个方面。它所研究的意义不单是使译者语文能力有所提高,对建设精神文明,振兴中华有重要意义。进而对古文翻译的理论基础、原则、方法、标准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体系

激烈尖锐的晚明文社论争,促使一生专力于时文的艾南英建立起比他人更为自觉而成熟的"以古文为时文"理论,也是立足于时文的"以时文为古文"理论。其理论一改之前的古文、时文分裂观念,高扬时文可传古文之理、之法和真精神的主张,为古文和时文树立了统一平等的评价标准,为古文、明时文、明古文建立了三轨并行而不悖的正宗、旁门、邪说谱系,体现出他特有的季世文学和社会关怀。

儒学·古文·时务——日本汉学视阈中的中国古文史

自唐代以来,随着汉字和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以日本、朝鲜、越南为代表)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包括散文创作与理论)也影响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中国古文史观是被纳入其思想文化建构的框架之中的,不论是对中国古文典范的选择还是摈弃,都与其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时务"抉择密切相关。在日本本国文化的重塑之下,这些中国文论发生变形,然后又直接影响其本国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无论是对日本汉学的考察,还是对近世中国文学和理论的特质、意义与价值的评估,其视野都应拓展到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

由唐顺之由文入道看文学史与哲学史之相关性——《明儒学案》视野下的唐顺之

《明儒学案》这本书系统性地对唐顺之的古文写作、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整理,记述了唐顺之古文和儒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转变和影响,以及唐顺之最终由文入道,从一名古文家转变成一名心学家的过程,这一现象很好地反映了古文与儒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历代很多古文家在儒学思想的浸润和影响下,逐渐开始疏远文章写作,转为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探索。通过研究这种现象来深化古文与儒学之相关性、文学史与哲学史之相关性的认识,加深学术界对传统古文与儒学相关性研究的重视。

韩愈赠序文与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一个写作赠序文的大家。他的赠序文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与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桐城派古文创作对小说笔法的吸纳与运用

桐城派文体呈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其古文创作对小说笔法进行了充分吸纳与运用,表现在运用细节描写,因小见大;以简笔叙述情节、勾画场面、渲染环境来刻画人物;注重典型的选取。究其原因,这不仅与桐城派学习、借鉴传统,从优良古文中吸取各种写作技法有关,亦与林纾等小说家身份关联密切;同时与作家独特的美学追求,及在理论和创作上追求创新与超越相关。桐城派借鉴、吸纳小说笔法丰富了其古文的表现手法,提升了文体品味,其对古文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真情传神,营造意境。

试论韩愈古文理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韩愈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既善于继承前人又善于创新的作家。他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古文理论既源于前人又超出前人 ,体现出了强烈的独创性。本文在探源的基础上分析了他的古文理论 ,认为文以载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文体改革等主张无不闪烁着创新的光芒 。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晚明王学视域下的“以时文为古文”现象

晚明"以时文为古文"现象,主要体现了八股时文与古文之间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然而,如果从王学对晚明文学发展影响的视域来考察,又体现着反复古文学思潮对八股时文的影响。以时文文法创作古文与以古文文法创作时文,是二者之间创作上相互影响的结果,而反复古文学思潮则影响了晚明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即"时文"与"古文"之所以不同,仅仅是由于不同时代对文章的不同指称。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魏晋南北朝对问体论体文之分类及特点

对问体论体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放异彩,其特点是以对问的方式结构全篇,通常是一问一答,也有多问多答,"辙寄之宾主,假自疑以对之",假设对方有疑惑不解的问题或对方攻击的观点,然后予以答疑或驳击。按其宾主人物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或问式,一类是客主问对式。前者使思想表述更加明白晓畅,使深刻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使文章容量扩大,呈现出思想逐层深入、几经矛盾波折的过程。后者则具有戏剧性,有虚构的客主双方,有一定的矛盾冲突与特定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