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海产业类企业融资效率及影响因素测评研究——基于DEA-Random Effects Models的经验数据

为发展壮大涉海产业类企业并带动海洋产业发展以实现海洋强国战略,有必要对涉海产业类企业融资效率状况进行准确定位并采取相应策略。以企业融资效率理论为基础,运用DEA模型评价涉海产业类企业融资效率及并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检验结果发现,2008-2013年间涉海产业类企业融资效率整体上处于低效水平,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大小和公司治理机制。企业融资效率与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竞争程度和公司治理机制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大小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涉海产业类企业还有大幅度提高融资效率的空间,政策建议是引导资本市场支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持稳定增长的整体经济环境,促进垄断竞争性涉海产业类企业理性投融资,缓解中小型涉海产业类企业融资难困境和深化国有控股涉海产业类企业改革。

The Return on Capital in China and Its Determinants~

This paper first estimates the overall return on capital in China between 1978 and 2013. It then identifies the determinants of return on capital by analyz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breaks down the causes of swerves in capital return after the erup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It finds that： （1） there is significant inertia in the return on capital,＂ （2）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capital return; （3）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is observed between investment rate and return on capital,＂ and （4） the increases in the shares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the econom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return on capital.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growth in investment rate and the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size are both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the recent decline in China＇s return on capital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化转型可以突破研发资源配置时空边界,赋能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但潜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可能会加剧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数字化转型指数,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选取2007—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说,其数字化转型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助力,而非阻力;人力资本和公司治理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合理评估中国制造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对国家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合力效应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减税激励、企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小微企业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通过增强小微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并且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非制造业、未享受政府补助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小微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提升了小微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增强了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但并未增强小微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本文肯定了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积极影响,为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工智能能否赋能服务业效率提高——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于解决服务业低效率问题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文章选取2007—2019年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工智能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提高服务业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通过间接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推动服务业效率提高。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服务业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和服务业高效率地区表现更明显,同时对传统服务业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比现代服务业更加显著。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资本错配的改善效应

本文在测度231个地级市2016—2021年资本错配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全国城市综合信用指数实证检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资本错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改善资本错配情况,该效应在中西部、大型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中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通过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升信用服务水平以及提高契约执行效率间接改善资本错配。进一步讨论发现,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存在门槛效应,在政府有为程度、市场有效程度由低到高跨越一定水平后,对资本错配的改善作用将边际递增;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空间外溢效应,能够缓解周边城市的资本错配情况。本文的研究为持续引导信用要素融入城市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值数字化转型和推进共同富裕的交叠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缓解“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在阐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富裕二者理论关系的基础上,以2011~2020年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共同富裕存在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移动通信基站、互联网宽带基础设施、5G基站、超大型和大型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程度依次递减。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流动助推共同富裕,其影响效应在非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内部城市更明显。研究为新一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布局,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助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借鉴意义。

ICT资本对旅游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

ICT资本赋能旅游业绿色转型,驱动旅游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文章创新性地核算了中国30个省(区、市)的ICT资本和旅游绿色发展效率,采用SYSGMM和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ICT资本对旅游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ICT资本对旅游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持续的积极影响。(2)ICT资本主要通过激发旅游技术创新、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人力资本来提高旅游绿色发展效率。(3)ICT资本对旅游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在地理矩阵下,ICT资本对东部和西部省(区、市)的旅游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经济矩阵下,东部和中部省(区、市)旅游绿色发展效率受ICT资本影响较显著。这为中国充分释放ICT资本红利,塑造中国旅游绿色发展格局,全面提升旅游绿色发展效率提供了价值指导。

制造业集聚、人力资本与绿色发展效率——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2年全国30个省份相关数据,通过系统GMM模型研究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关系,为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发展提供更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引入人力资本,探究其在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倒U型关系。(2)人力资本在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中存在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即人力资本抑制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3)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会抑制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作用有限。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资本治理效能提升的视角

后疫情时代伴随“数实融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企业亟需利用资本市场力量改善其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资短缺等难题。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资本治理效能视角切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实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专利具有提升作用,且表现出明显时滞效应;以上效应影响主要源自数字化转型改善了资本治理效能,具体表现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股市信息治理效率、整合供应链资金运营与释放创新资本效率;当所属行业竞争、区域环境规制以及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强烈,但产权性质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产生显著差异性影响。本文基于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理论揭示了“数实融合”的微观机理,对监管部门和实体企业在绿色发展情境下推进数字化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基于不同层次的视角

测度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金融危机前,中小板的价格有效性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围绕主板上下波动并逐渐趋于一致,创业板在设立初期的价格有效性低于主板和中小板,其后创业板的预测性价格有效性(FPE)超过其他两板;(2)主板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中小板与创业板设立初期;(3)主板FPE在创业板设立前低于中小板,设立后趋于一致,而创业板FPE高于主板和中小板,且揭示性价格有效性(RPE)的层次差异不大,创业板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中小板次之、主板最低;(4)部分股权结构特征会影响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

广东省R&D资本存量的测度、生产效率与政策效应

本文研究目的是计算广东省R&D资本存量,探讨R&D资本化对GDP的影响,并以此考察工业企业R&D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及相关政策效果。采用2010—2020年广东省及21个地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广东省及21个地市的R&D资本存量,并使用R&D强度,更好地反映了R&D投入状况。在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发现R&D资本存量和研发人员投入对R&D产出具有显著正效应,但研发人员产出弹性远高于资本存量,其中全时非全时工作人员比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具有显著正效应。企业规模、高薪技术企业减免税对R&D产出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国有产权增加会导致R&D产出的下降,另外,境外技术引进仅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正效应。最后,使用DID模型和平行趋势检验进行广东省内21个地市的政策评估,发现政策实施四年后对R&D劳动投入出现显著负效应,说明政策实施导致企业R&D劳动力投入下降,对广东省“十二五”后相关地市R&D政策效应评估为广东省未来R&D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政策的设定上,应设定更合理的高薪企业认定标准,并考虑企业可能存在的欺骗空间,确保政策资金的扶持更为合理地流动;在R&D政策制定上,应更多刺激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应充分发挥R&D政策的示范引领效应,促进企业更新升级。

提质增效推动营运资金管理效能评价分析

营运资金是保证企业平稳长足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许多企业在实际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而诸多国企却能在改革的推动下,纷纷投入提质增效的建设中,并收获了不同程度的效果,值得其他类型企业借鉴。文章简要叙述了当前营运资金管理中的盲点及不足,并阐明了现代企业在该方面的提质增效目标。进一步分析了此项管理对现代企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强化管理效能。重点以某国有企业为例,探究其营运资金管理的方法,从风险与渠道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以及归纳了加强管理的建议。

资本监管提升中国银行业经营效率了吗?——基于两阶段DEA跨期比较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年~2011年中国25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笔者运用关联两阶段DEA跨期比较模型对资本监管驱动下银行业经营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投入冗余比例和产出缺失比例变动实现了DEA两阶段效率的跨期比较。结果表明：资本监管通过提高银行资本使用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进而提升中国银行业经营效率;资本监管对大银行效率的提升大于小银行;中小银行非利息收入业务发展有待提高。因此,监管部门应稳步实施资本监管提升银行效率,商业银行应加强资本管理、优化业务结构、实施差异化经营策略提升银行经营绩效。

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人力资本创新效应研究

运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对区域创新效率及其稳定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中、本科和研究生人力资本增加能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作用越大,但大专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效率有抑制作用,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稳定性也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能提高人力资本的创新效应,在东、中和西部存在显著异质性。最后提出,可通过增加义务教育年限、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教育结构,提高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比重;加大R&D资源投入,形成人才和资金的有效匹配等政策措施,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

产融结合的原因、方式及效应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能够降低银行与企业的交易费用,消除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它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多元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产融结合的发展有助于增强资本积累能力,促进储蓄-投资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还不规范,政府应当为产融结合的发展"开绿灯",并从政策、法律上加以支持和规范。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各省1991-2008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以投资效果系数作为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指标,通过对金融发展等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我国自1991年至2008年期间,资本配置效率基本处于持续下降状态,除资本配置效率与银行贷存比和进出口总额成正比之外,其他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均主要起负面作用。

协同效应、紧箍咒效应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基于后股权分置时代大股东资产注入行为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和全流通时代的到来,大股东倾向于通过注入优质资产来提升上市公司的财富协同效应、盈利预期和股票价格,而在锁定期结束后,大股东将可能重新表现出隧道行为。探讨了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协同效应、紧箍咒效应,以及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后股权分置时代,优质资产注入对大股东、中小股东和整个社会的财富产生积极的影响,注入资产的优质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在资本配置过程中产生的协同效应就越大。②由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限售股解禁后,大股东将会通过隧道行为侵害上市公司的财富,高质量的资产注入将为解禁后的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后股权分置时代大股东的资产注入行为本质上还是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当限售股的锁定期结束后,套在大股东头上的"紧箍咒"消失,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会重新出现。

东莞市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杠杆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和人才效能视角的解释

遵循"人才集聚-人才资本-经济增长"(C-C-E)的人才经济价值转化链,以1990—2014年东莞市的数据为基础,计算出其平均人才集聚度为3.87%、人才资本贡献率为68.30%,进而对其人才集聚与人才资本贡献率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合综合竞争力和人才集聚度指标,选取5个城市与东莞市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东莞市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杠杆效应,即以相对较低的人才集聚水平产生了较高的人才资本贡献率。对此从产业结构和人才效能视角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