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不破注”刍议

韩峥嵘、张利文二位先生的《〈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举证有六”得出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笺》“宗毛为注”而有所发展,或申明毛说,或订正其讹,所以,正如《笺》对于《传》来说,以传承为主,《正义》对于《笺》来说也是以传承为主,皆势所必然也,并非孔颖达在整体上存心“抑毛扬郑”也。“疏不破注”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正义》并非总是守成,对《传》《笺》往往有所补充,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也不乏新意新义。

随文作注所涵部分与整体间的解释问题——以《老子》经典注释为例

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作品的意义是通过不断的解释被丰富的;但不能否认,作品形成之后,在整体上有基本一贯的思想。而随文作注的形式,决定了注家既要着眼局部,又要兼顾整体;加之注家本身特定的思想背景在解读中难免会介入其中,便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经注样态。这个过程所涉及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思想表达,以及由于注家本身思想背景之原因所带来解读中的思想跨越问题颇值得思考。前者决定了不同注家随文作注的风格,后者会丰富注解对象的思想内涵并关涉解读的合理性问题。

郑玄“三礼注”诗乐思想探析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的简称。郑玄为"三礼"作注,在训释名物、注解经文的同时,还详细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对诗乐的生成、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给后代研究以重要影响。

纂图互注经子述略

纂图互注经子是在宋代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版本,元、明两朝均有翻刻。尽管流传有限,但其影响却不可忽视。针对现存纂图互注宋版书的特点,从版本与版式两个方面对其加以说明。

《庄子·逍遥游》“野马”、“尘埃”是一物还是两物——以王叔岷《庄子校释》为例,兼谈古籍注解之方法问题

针对《庄子·逍遥游》"野马"、"尘埃"为一物还是两物的争论,以王叔岷《庄子校释》"野马"、"尘埃"是一物为参照,指出其古籍注解之方法存在的问题;又运用语言学之语法相关理论,考察了《庄子·內篇》时代判断句"A也,B也,C也"的主语和谓语分布情況,得出A、B为主语,C为谓语的结论,进而证实"野马"、"尘埃"当为两物。

元典如何被接受

人们面对古典,其所诠释的过程,必定不是对原典全部信息的接受,而只是主观上发现了哪些信息,即是选择性接受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古典之"元意"并非可能尽"述",解诗必定有着主观性,注家之意,也必定受到他的身份、学识、注诗出发点的制约。所以"元意"是相对的,"诗无达诂",诗可能被误读,甚至出现"注我"情况。由此,诠释的过程即是接受的过程,因而必然带有主观的性质。注释只有名物的正误,而并没有观点的是非,因为诠释与接受,本身便是一种动态关系。

《经传释词》“所”释发疑

《经传释词》把“所”解释为“若”、为“可” ,如果仅从句法功能角度考察 ,结论自然正确 ,如果从篇章功能角度考虑 ,则还有很多不妥之处。并且认为 ,《经传释词》解释为“若”、“可”的“所” ,都可以用泛指指示代词来解释 ,它不仅具有句法上的功能 。

论章学诚的史传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史传文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命题,它不限于对史传文体做客观的分析,而是重在探究撰史的作意,强调专家之学。他所提出的记注和撰述传史理念,是对刘知几言事分立、相兼观点的深化;而"《书》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题具体勾勒了先秦两汉史传文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论刘梦鹏《屈子章句》之注疏体例

刘梦鹏《屈子章句》是清代杰出楚辞学著作之一,其注疏体例别具一格。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刘氏之《屈子章句》论及极少,而能宏观系统作研究的则更为付诸阙如。其注疏体例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篇章次第、注释编撰、征引典籍三个视阈。于篇目次第上,简要阐述《屈子章句》之篇目编排,继而点出其"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变动。于注释编撰上,通过列举刘氏《屈子章句》的注释,且联系他注,综合概括其注疏训诂方式之凝练、简扼。于征引典籍上,以援引几例来演绎推理出其征广引博,兼采众说之注风。

中医经典阐释方法初探

中医经典历来为医家所看重,但中医经典文简义深,文字诠释和注疏中医经典的方法尚不能深刻阐释中医经典的核心内涵,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阐释方法的研究。历代医家在阐释中医经典义理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阐释方法。在对中医经典“以经解经”和“以论释经”两种传统阐释方法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比较,认为基于中医临床的“以病诠经”方法是中医经典保持活力的源泉,对中医经典研究具有现实的价值,并可促进中医学术与临床的发展。“以病诠经”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经典阐释方法。

《医古文》文选词语注释疏失举隅

医古文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类专业的一门具有重要工具性质的专业基础课,而其文选则是该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由王育林教授主编的“十四五”规划教材《医古文》,在文选注释方面可谓精当,但仍然存在一些词语释义不准确、词语当注而未注等问题,结合有关观点、例证对其进行商补,方便学生阅读与使用。

论《五礼通考》对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校勘价值

清秦蕙田所修《五礼通考》是一部礼书,全书共二百六十二卷。它材料齐全,几乎覆盖先秦至明所有相关文献,对研究古代礼制有重要价值。今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礼通考》,将《五礼通考》宾礼部分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一一参校,发现《五礼通考》或可订补《十三经注疏》之讹误,或可为其《校勘记》提供旁证,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现条举如下,以窥一斑。

赵少咸批本《经典释文》述要

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藏有赵少咸批本《经典释文》十二册,全书朱笔、墨笔、蓝笔批校,凡千余条,笔迹不一,此书为汪辟疆先生旧藏。文章对批本内容及其流传进行初步考察。

李善《文选注》与《文选钞》征引《孝经》、郑玄《孝经注》略考

李善《文选注》征引《孝经》本文75次,《文选钞》征引5次,其文本与今文《孝经》除少数无关乎版本判断的异文外皆同,而与古文《孝经》则颇多歧异,故知二书所引皆为今文《孝经》。李善注征引郑玄《孝经注》8次,实为7则,其中2则仅见于李善注,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文选钞》征引郑玄注6次,实为5则,古今中外学者之郑注辑本均未参据该书所引,是很重要的文献。对李善注与《文选钞》所引《孝经》与郑玄注的考察,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加强对李善《文选注》、郑玄《孝经注》的准确把握,乃至有助于对唐玄宗《孝经注》之考察。本文也对李善注、《文选钞》之前的《孝经》学背景与郑注《孝经》的著作权争议等问题做了梳理与考察。

朱熹的乐舞情怀与经学阐释

对情感宣泄以至丧志的顾虑导致朱熹一生虽爱写诗却常怀戒惧警醒,但对同为艺术创作、情感表达的乐舞却表现出愉悦酣畅的向往与严谨理性的深入格致,这显然不能在朱子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下得到解释。文章第一部分对朱熹不为人知的乐舞情怀进行完整呈现和分析,第二部分则深入朱子经学,细读《仪礼经传通解》中涉及乐舞思想的六篇文章,从阐释思路、阐释特点和核心内容等方面全局勾勒朱子经学阐释中的乐舞思想及其重建《乐经》的宏大愿景。由此,文章也得以在发掘技术和思想价值之余,从乐舞的角度形成对朱子性情论和贯通天人的理学全貌的更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