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圆桌会议纪实

就"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认为中国人类学要有自己对于田野材料的理论提升即"话语权",就必须做好研究,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跨学科整合。

牛河梁女神庙的真相再揭秘——记文学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一次对话

2019年9月1日,在朝阳市德辅博物馆召开的国际熊文化研讨会的晚餐上,叶舒宪与郭大顺进行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话。叶舒宪问郭大顺当年牛河梁女神庙发掘时,出土的泥塑动物在女神庙的什么位置,郭大顺回忆了当时发掘的情况和今天对出土文物的再认识。他说当时发掘简报说女神庙中出土的"神化了的动物形象有猪龙和猛禽"是需要再认识的,那不是猪,而是熊;不是泥塑猪的残件,而是整头熊;整头熊是趴在女神庙顶上的;而当时被认为"猛禽"的则是泥塑鹰。泥塑大熊从庙的北面与大于真人三倍的女神像相对;泥塑鹰从庙的南面与大于真人三倍的女神像相对。这与当年的《辽宁省牛河梁"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报告的情况是大不一样的。郭大顺对牛河梁女神庙发掘的回忆与对出土文物的再认识,引起在场学者的极大兴趣。叶舒宪说":这是牛河梁女神庙的再揭秘!"

天真的人类学家与人类学的“天真”——民族志反思的反思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翅膀和根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学性民族志作品,它以轻佻嘲讽的口吻,幽默辛辣的手法,开启了对人类学深沉、严肃的反省。本文试以《天真的人类学家》为分析文本,揭示出当前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其提出的问题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土人类学者的自我角色——溯源、批评、再定位

首先,梳理西方人类学自我角色的演变并划分三种类型:远行自我、政治自我和本土自我。其次,从人类学自我跨越的历程中说明本土学者的出现对于反思学科的重要性。最后,归纳对本土人类学者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我扮演"的概念以探讨本土人类学如何定位的难题。

论二十世纪前期人类学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体质调查及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一批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深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调查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美国人类学家》学术观点综述

对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办的重要期刊《美国人类学家》2001年所刊发文章的主要观点作了综述。其研究领域包括文化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等。

抗战时期迁居西南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西南地区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体质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品尝:开放的口味与封闭的道德

人类的"文明",从根本上说,都与获取食物以求生计有关。在人类学家的眼里,品食是"自由"的,不受限制:既可以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的基本诉求便是寻求食物;也可置于人类在食物充实、充裕的时候,对品食上的"自由"。然而,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饮食是有"道德"的,对此,饮食人类学在有条件的饮食与有条件的道德展开讨论,并形成一定的了理论谱系研究范式。

康德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吗?

康德被环境伦理学界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但是,康德的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入人类中心主义阵营。康德的思想并不必然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反而包含着爱护动物的积极因素。

解决问题 知难而上——人类学者访谈录之三

中国的人类学虽然队伍较小 ,但它很年轻 ,充满了活力 ,近年来发展势头也较好。人类学应关心人 ,关心生活 ,关心现实 ,知难而上 。

西方人类学史上非象征人类学家的象征研究

在西方人类学史上,一些非象征人类学家在论述各自的理论学说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象征符号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意义,并形成了与此相关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对泰勒、博厄斯、莫斯、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四位不同理论学派的著名人类学家在象征研究方面的建树做了一番梳理和解读,以便人们对象征人类学的来龙去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从浪漫异乡到日常生活——关于人类学家及其田野工作

人类学在公众的观念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面孔,即便是在学术界也基本如此。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却已经在各个学科不断渗透,特别是民族志的方法与表达。人类学家的作品与纪实则常常塑造了一个浪漫的田野形象,人类学也在诱人的远方"异文化"中找到了生发的基础。但发展至今,人类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性、反思性等多种研究角度的介入,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展,价值追求的多元,本土化的呼吁,都将人类学及其相关者带到了一个新的时空中,迷失、转变和发展都同步发生。而在中国,由西方传入的人类学的发展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当代社会巨变的背景下,针对学科的发展和未来,我们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同时也更应当有本土的追求和探索人类世界根本性问题的勇气。

“囧”与“非囧”:再读《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小泥屋笔记》

《天真的人类学家》是反思民族志的典型代表作,该书以幽默风趣的笔调讨论了田野工作中的主体间性、主位客位转换等问题。再读该书促使我们对民族志撰写的方法论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并非只是陷入批评与解构中,而是重视对长久以来积淀的学科知识的继承与发扬,并在这种解构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全新的民族志研究范式。

论单一民族内部族姓的多元竞争关系——基于湘西苏竹村的人类学考察

单一民族往往包括多个族姓,族姓之间为了土地、权力等各种资源而形成竞争,这就使得单一民族内部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从湘西苏竹村土家族内部的三个主体族姓来看,单一民族内部族姓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体现于对土地的占有、对村政的掌控以及为竞争而进行的族姓关系积累等。对土地的占有主要体现于传统社会的竞争,而对村政的掌控则更多地体现于现代生活之中。婚姻既是累积族姓关系的基本形式,也是族姓竞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是随着村民流动空间的扩展,婚姻累积的族姓关系在竞争中的作用逐渐弱化。

论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及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

论抗战时期在昆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西南地区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体质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试析拉萨藏族丧葬传统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之间的三角关系”

丧葬习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人类学家研究的热点。文章利用罗布特.海孜提出的"丧葬礼仪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间的三角关系"分析方法,就拉萨藏族丧葬习俗中不同阶段的仪式的初衷和人们对于这些风俗的理解进行分析和阐述。

民国时期贵州少数民族体育的镜像——德国人类学家鲍克南的田野记录

鲍克南(Inez de Beauclair),德国女人类学家,曾在1940年至1951年间在贵州省对苗、仡佬、侗等少数民族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撰写了多部田野调查报告、学术性论文、著作等。由于战争年代的调查性研究资料稀缺,鲍克南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本文便是基于在查阅到其相关英文文献基础上,所翻译并整理的关于记述贵州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体育方面的资料,主要内容包括有苗族独木龙舟竞渡、斗水牛,侗族斗水牛等富含巫文化祭祀仪式形态的体育活动,望能为今后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领域提供史料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文学人类学派

以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是最早引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外国学术流派。20世纪10-40年代的40年间,被一些知名的文学家理论家和民间文艺学家所传入,并用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神话、传说、故事等叙事体裁的研究领域里,曾经占有压倒性的地位,产生过重大影响。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把外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进化论世界观、若干重要理念以今证古、比较研究与类型研究的方法引进后,加以本土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神话学和故事学的初创,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具体问题的阐释上,有过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