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救亡:抗日救亡语境中《全民报·妇女周刊》与妇女运动的宣传动员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北平、上海等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以争取妇女权益为主旨的妇女运动汇入救亡大潮中。彼时北平发行的重要报纸《全民报》为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掌控,但该报“公开讨论妇女问题”的副刊《妇女周刊》吸纳孙文淑、张晓梅等进步知识女性,并与进步妇女团体北平妇女救国会建立紧密关系。在言论取向上,《妇女周刊》积极探讨妇女运动与救亡运动之关系,大胆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妇女政策,关注底层劳动妇女的职业和教育等,体现了进步的言论立场。《妇女周刊》对妇女运动的宣传动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控制下都市报纸的正刊与副刊存在的割裂状况,即关注社会文化议题的副刊有可能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言说平台。这既与抗日救亡运动大潮紧密相关,复又促进了抗日救亡舆论的发展和高涨。

知识普及与救亡图存:试论1931-1937年间的抗战通俗读物出版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华程度加剧,中国社会进入局部抗战的"非常时期"。民间书业、抗日救亡团体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力量持续出版了大量宣扬国难国耻、传播国防常识与抗日救亡知识的通俗读物,通过常识普及唤起大众的民族情感,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抗战文化动员储备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奠定了群众基础。

《申报月刊》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关注与探讨(1932-1935年)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申报月刊》紧扣“抗日救亡”时代主题,刊载大量文章,深入探讨日本侵华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该刊认识到日本的“亡华之心”与日本侵华问题的“世界性”,并重点关注“东北问题”,明确提出武力抗日、“自救为主”、寻求外援的解决举措,侧面响应了中共爱国救亡的正确主张,对激发民众抗日意识和信心,推动国民政府抗战及实行“争取与国”的外交方针,对纠正盲目依赖国联、一味寻求列强援华制日或坐等列强与日开战、“口头抗日”而不实际抵抗等错误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民众图书馆的本位救国方略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各种救国思潮风起云涌。民众图书馆作为当时图书馆的主要类型,利用自身最为接近民众的优势,积极投身到这场彰显民族大义的抗战洪流中。民众图书馆以切合时事需要为原则,以激发民众抗战意识为目的,积极组织开展了许多富有图书馆特色的本位救国活动,对激发国耻、救济民生、培植民德等时代急务贡献良多。

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美术运动——以新马地区为中心

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心聚力、同仇敌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下南洋潮流中的华侨美术界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其历史贡献不应被遗忘。本文以新马地区为中心,对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美术活动进行系统梳理,从左翼美术和抗战美术的海外分支的视角进行考察,分析南洋华侨美术界抗日救亡的主要活动情况及其推动因素,阐释华侨抗战美术的历史影响,并将其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书写体系中,以此进一步反思华侨群体如何在特定情境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承继创新、适地发展,为今后跨文化交流提供参考与借鉴。

树立“新风”开辟“绿洲”——论郑伯奇抗战胜利前后在西安的文艺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郑伯奇始终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方向,辗转上海、西安、成都和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文章以抗战后期郑伯奇在故乡西安的主要文艺活动为主线,以他所创办“新风文艺社”和《高原》《雍华》两个文艺刊物的历史事实为切入点,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探究其史实,并彰显其在西安和西北抗战史上,乃至整个新文艺运动史上的价值和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成为支援前线抗日的大后方,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新疆各族民众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人陆续进入新疆后,成为领导新疆各民族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新疆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肩负起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成效、原因是当下做好青年学生思政工作必须重点研究与阐释的内容。

抗战漫画运动的演进及其社会功用

漫画家作为中国文艺界率先举起抗日救亡旗帜的队伍,在抗战八年中,以高扬的批判精神和犀利的讽刺方式进行战斗,成为抗战文艺阵线上的主力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漫画运动是中国漫画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作为运动的体现,漫画展览贯穿整个战争的历史,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呈跌宕起伏之势。

民族救亡与体育转型: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等方法,以整体历史观的视角,纵向从局部抗战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两个阶段,横向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3个区域,全面地梳理出该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发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呈现出参与规模大、形式多样,军事色彩浓厚和注重体育发展的理论探索等特征。在研究分析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发展的基础上,厘清这一时期体育发展在我国体育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定位及其为新中国体育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

“复兴教科书”的抗战救亡启蒙

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轰炸与焚烧。1933年,在"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复业标语中,商务印书馆推出全新的"复兴教科书",鼓舞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珍爱和平,表现出特殊的与战争紧密的契合,成为抗战救亡的启蒙利器。"复兴教科书"启蒙"勿忘国耻",明确抗战救亡的严峻性;启蒙"共赴国难",明确抗战救亡的全民族性;启蒙"英勇国殇",明确抗战救亡的正义性。

再论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国共两党正式讨论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问题,是从1937年6月国共庐山谈判开始的。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中共认为理想的结果,但由于共产党人就这个问题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积极影响和直接推动,终于在1938年3月,由国民党在武昌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

论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

20世纪 3 0年代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形势使梁实秋对自由主义文学现代化建构的努力成了一种自己的私语和个人的呐喊。他以独立的政治立场和理性方式坚持对自由主义文学的守望 ,一方面要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压迫 ,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贵族姿态 ,又使他面对着无产阶级文学的猛烈批判。抗日救亡与自由主义文学坚守的两难所形成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成了梁实秋所面对的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

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

抗日救亡运动与整个抗日战争相始终,并因政局和战局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段性特点。从运动的行为方式来看,七七事变前多属于民众自发行为或政党行为;而七七事变后则转变为被国民政府认可、参与的政府行为。从运动的形式和规模来看,七七事变前的多为请愿、示威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活动;七七事变以后则发展为具有很大规模的整体运动。从运动的作用来看,七七事变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驱使其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则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动员和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

抗战前期国统区妇女救亡团体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前期,各类妇女救亡团体在国统区广泛建立。这些团体分别由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创办,其为数之众、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团体类型之多以及各阶层成员之普遍,创造了民族解放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的奇观。整体而论,众团体发展的多种不足也显而易见。

刘澜波对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刘澜波投身东北军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他帮助黄显声镇压汉奸队伍,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制定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收编与改组各地义勇军,同时还支持黄显声坚守锦州。他始终伴随黄显声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是他的亲信与幕僚,被誉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抗战时期的读书救国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危难,社会上兴起"为救国而读书"的口号,将读书与救国结合,试图实现书生救国。"读书救国论"兴起后,知识界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读书到底能否救国成为时人议论的重点。"读书便是救国"是对"读书救国论"的积极认识,认为读书能够救国。也有人觉得在抗日危难之际,光读书无益,不能解决救亡的根本问题,所以提出"读书不能救国"。时人的诸种言论反映出国难之际的知识界并不统一,读书能与救国结合,但能否实现真正救国却难成共识。参考文献33。

为抗战助威,为民族呐喊——记浙大西迁遵义后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中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一方面秉承"求是"的精神继续进行科学的探索,取得了累累的硕果;一方面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表现了浙大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抗战作出了应有之贡献,也极大地推动了遵义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论陈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

陈铨以一种自觉的民族主义意识 ,建构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由于对文学救亡功能的过分强调 ,导致他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模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他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佛教界在抗日救亡中扮演的角色——以戴传贤倡导的“佛教护国法会”为例

1930年代,面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颠沛凄苦,不分民族、不分界别的抗战序幕由此拉开。中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现世救亡的斗争,开展了一系列抚慰战争笼罩下的民众心灵。国民政府元老之一的戴传贤是推动修建护国法会的最核心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发起了一系列著名的公共佛事活动。他以修建各种护佑国家为主题的藏传、汉传佛教法会为载体,以诵经说法、报国救难为弘法利生的重要方式,将佛教与国家政治有机契合,使西藏在内地呈现出一个和现代中华民族——国家整合在一起的西藏。戴传贤的救佛教即是救国的理念融入人心,使20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徒对中国通俗和政治文化的参与得到广泛宣扬,这种参与牢固地把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奠基于不可否认的坚实事件中。

试论《救国时报》报道红军长征的背景及其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打破国民党长期对中共施行的新闻封锁政策,改变红军长征真相难以展现于国内外新闻媒体的状况,同时为宣传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适应民众对中共领导的军队成为民族抗战重要力量的心理需求,中共在法国出版发行的《救国时报》积极报道、宣传红军长征,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情形。这种报道和宣传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扩大了红军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以民族救亡为己任,有能力成为"抗日的先锋、救国的主力"的积极形象,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为全民族抗战起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