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3年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问题探析

1941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与部队建设方向,实施“精兵简政”政策,将部分主力部队编入地方武装。此举既增强了地方部队的实力,同时与当地民众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共同肩负起坚守根据地的任务,从而使主力部队得以灵活机动地执行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来临之际,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又为其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与兵源。实践证明,新四军的主力地方化在巩固和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出版研究--以《新浙东报》为中心的考察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出版实践始终坚持党性原则,高度重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内容的指导性,致力于多元化发行渠道的开辟,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报道抗战业绩、揭露日伪罪恶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阴谋、鼓舞根据地军民斗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抗战时期党的办报理论、思路和方法,其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互助合作运动中剩余劳动力的解决途径研究--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比较为视角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组织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过剩,互助难以巩固的问题。针对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状况,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开展互助合作中加强对劳动力的合理规划,组织劳动力合理流动,发展副业,将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推行精耕细作,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通过这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发掘了乡村的生产潜力,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活跃,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互助合作事业的巩固。

文化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是中共领导的山东文化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从初步展开到飞速发展,再到成熟壮大的历史过程。宣传抗战和教育民众,始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的中心任务。经典著作、政治、军事类读物和教材是根据地图书出版的最主要选题。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号召提出后,文化教育类读物和教材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选题。伴随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传达,整风教材、经济、文学、艺术类读物迅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内容。山东新华书店及其出版发行网络的建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走向成熟壮大的标志。

太行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机制研究

为了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根据地农业生产水平,毛泽东在1943年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抗日根据地党委与政府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群团组织协同负责的领导体系,在原有的劳动互助习惯上创新互助形式,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平等原则赋予劳动互助组织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劳动模范为中心的新式劳动互助组织,通过群众讨论民主制定组织制度,巩固了劳动互助组织,在实践探索与总结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抗日根据地“新式家庭”的历史建构——以太行区李来成家庭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群众以便更好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结合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家庭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根据地家庭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于是,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庭作为“新式家庭”的典型应时代发展需求而生,其特点在于提倡民主家风、制订生产节约计划以及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与文娱宣传,该家庭模式从太行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村妇女解放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李来成家庭在1945年以后逐渐淡出媒体,但其为中国进行农村家庭变革以及建构农民集体主义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课本也抗战--《国防教科书》之研究

抗战时期教科书也是爱国救亡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在民族危机的非常时刻,它在唤起民族觉醒方面功不可没。仅仅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教科书》,是抗战时期一种特殊的突显时代特色的教科书,是最典型的抗战教科书之一。《国防教科书》是教科书发展史上罕见的不是以学科命名而是以国家在非常时期的特定形势来命名的教科书。在各种《国防教科书》中,又以共产党胶东根据地的《国防教科书》为最突出之代表。它特别强调为什么要抗战、从哪些方面抗战、谁来抗战以及抗战将会有什么结局等内容。尽管《国防教科书》质量高下不匀,纸质低劣,印刷粗糙,字迹模糊,但它们以浓厚的抗战特色异峰突起,小小的课本为中国伟大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普遍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对组织农民的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于1943年11月明确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任务而推广至华北抗日根据地。之后,"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开始全面建构。华北抗日根据地以利益诱致、广泛宣传、思想教育与典型示范等为手段,以变工组、合作社等多样化形式为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成功渡过难关,在农业生产、农村社会文化乃至农民性格的改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的建构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话语建构的蓝本,为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的财经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工作是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坚持敌后抗战、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以及在财经战场打击敌人等具有重要意义。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银行,发展根据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保证合理负担,活跃市场贸易、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开展货币斗争、维护根据地利益,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的实践与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持续不断地扫荡,根据地人财物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又停止对八路军供给,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将农民组织起来劳动互助,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与生产困难,同时开展生产竞赛、选树劳动英雄,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与生产积极性。计折工制度与民主作风成为互助组平稳运行的两大支柱,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则保证劳动互助能够扎根于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实现乡村振兴仍有所裨益。

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探索及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经济斗争,对抗日根据地的税收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践。他在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围绕根据地税收工作正确处理战争需要、人民负担、生产建设和对敌斗争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邓小平对于税收工作的思考与实践,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功,助力根据地困难局面的扭转,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邓小平对抗日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探索对于新时代加快税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宝贵经验。

政治宣传与民俗需求:中共对传统年画的利用和改造(1937-1949)

宣传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治动员有效性的关键。基于政治宣传和民俗需求的双重考量,中共将传统年画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宣传工具。这种政治考量使得改造后的年画既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又具有较强的民俗性,最终保证了政治宣传的有效性。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健全完善财经制度和强化制度保障;加强监督,构建长效机制;厉行节约,精兵简政,奠定廉洁政治的物质基础;从严治吏,狠抓“关键少数”等有效措施取得了长效的实践效果,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思想认识,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推进;勇于自我革命,夯实党风建设的主体力量;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汲取党建工作的历史能量,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抗战与民生:邓子恢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独特且重要,但因日军的军事“扫荡”与经济封锁政策而生产锐减、民生凋敝,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有着丰富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邓子恢,奉命前往淮北抗日根据地主持工作,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财政经济建设,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壮大了抗日救国队伍,加强了淮北区党委的自身建设,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合法与合理:苏中抗日根据地粮赋政策研究

皖南事变后,处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力图通过征收公粮走出财政供给困境。1941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出台征粮草案,初步确定征收标准,囿于条件限制当年的征收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1942年苏中抗日根据地实施并赋征粮以整理税源,此后逐年改进田亩累进等级使粮赋政策日臻完善。在严峻的“清乡”环境中,苏中抗日根据地秉持着与群众共生存的逻辑,坚持执行打折征收与救济减免等措施,平衡公粮与民食的关系。可以说,苏中抗日根据地通过实施粮赋政策,解决了政治上合法与经济上合理的双重难题,从而在长期的三角斗争中,赢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再现了中共依靠人民战争解决生存问题的动态过程。

从存旧用旧到改旧立新:中共对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保甲组织的利用与改造

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开辟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效利用和改造了传统保甲组织。中共利用和改造传统基层政权,对其在华中地区站稳脚跟、扩大政治影响、提升民众政治觉悟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不仅推动了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而且积累了乡村基层政权改造经验,进而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用和改造传统保甲组织是抗战时期中共重建基层政权的重要探索,在政治上实现了农村大变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兴家计划与生产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改变传统小农的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制订兴家计划的工作。在实践中,虽然此项工作遭遇了诸多困境,产生了一些不足,但是中共边探索边总结出一套改进与提高的方法,包括宣传释疑、注重策略、干部先订、因户施策、提供贷款、劳动互助、生产竞赛。最终,兴家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彰显的意义更大。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组织全面扩张、渗透进农民家庭,开展生产动员,制订兴家计划,改造家庭伦理,进行精准扶助,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化与计划化的一次伟大尝试。

全面抗战前后毛泽东山西战略的形成与实践

山西是华北地区的锁钥,在民国历史上是比较富庶的省份。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转战陕北,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考虑扩展红军的发展空间,提出东进山西的战略,红军东征为此战略的展开拉开了序幕。这次东征虽以回师陕北告终,但基于东征过程中对山西的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对山西战略更是势在必行。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实现方式,将战略的中心目标由军事进取改变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阎锡山取得联合抗日共识。全面抗战爆发,毛泽东的山西战略逐步实现,游击战在华北战场上升到主体地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山西战略逐步付诸实践,进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及革命的广阔天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山西战略的提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求民族独立与解放道路过程中的伟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