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合作运动中剩余劳动力的解决途径研究--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比较为视角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组织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过剩,互助难以巩固的问题。针对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状况,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开展互助合作中加强对劳动力的合理规划,组织劳动力合理流动,发展副业,将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推行精耕细作,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通过这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发掘了乡村的生产潜力,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活跃,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互助合作事业的巩固。

组织与生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困难局面。为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组建领导体系、扩大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为手段,战胜了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灾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晋察冀边区真正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所倡导的合作经济模式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中共乡村治理的探索与尝试,也是与中共革命未来走向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在完备的资料体系支撑下,海内外学者在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涉及合作经济与乡村社会的变化,合作经济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合作思想等几个方面的议题。在此基础上,将中共合作经济研究纳入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视野中,对合作经济的基层实践过程进一步细化研究,考察其对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影响背后的原因,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及价值。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比进步”: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军事策略的二重奏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并建立起一种基于实力又区别于传统军事对抗的政治竞争关系。中共通过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抗战,跟国民党“比进步”,树立政治上的先锋形象。全民族抗战是新的时代主题下最集中的合法性诉求,中共提出国共两党政治上的先进性问题,打造抗日模范军,在根据地进行纪律严明的群众动员,推动国共两党的政治改进。一切有利于促进团结、进步抗战局面及争取抗战胜利的努力,成为民众建立新的合法性信念的基础。“比进步”话语帮助中共在国共合作与竞争中,通过军事对抗以外的较量建立自己的政治话语甚至政治优势,起到了争取政治支持、扩大政治基础的作用。

在曲折中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纵观其发展历程,经历了兴起与衰落、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初即开始兴办合作社,到1942年前曾有合作社1000多个。但由于这些合作社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以致在日伪“扫荡”和“蚕食”中,大多垮台,合作事业走向衰落。其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接受正反两方面的办社经验,采取“组织一个,巩固一个”“培养典型,创造经验”的稳扎稳打方法,特别强调合作社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服务,并继续对过去剩下的合作社加以整顿改造。到1944年以后,合作社终于普遍健康成长起来。山东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对发展根据地经济、粉碎敌人经济封锁、保证军需民用、支持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调整与变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

抗战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政府引导、鼓励农民组织多种形式的生产互助组,开展劳动互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建立各类合作社,局部调整了农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使根据地经济在战争期间得以增长,民众生活水平普遍较战前有所提高,社会财富开始向以贫农为主体的农民阶级流动,与国统区农村进一步两极分化,民众生活日趋艰难形成鲜明对比;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唤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增强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促使根据地存在的懒汉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提高了妇女地位。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运动,推动着淮北农村由传统向现代变迁。

“中国农村派”的合作金融思想

"中国农村派"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一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农村经济学研究群体。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严重的资金困难,"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合作金融的思想。主张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主权,有计划、按比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根本上消除市场失灵现象等,对促进合作金融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合作与互动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积累的大量矛盾,常常引起整个社会动荡和不安。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共两党都对土地政策做了相应调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指出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制定出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遭受了大自然和敌寇的多重蹂躏,造成了巨大破坏,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也对晋察冀地区的抗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劳动互助,并组织各种合作社,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从而使根据地的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有效地战胜了弥漫的灾荒,改善了人民生活,支持了抗战事业。

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本文介绍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等校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在云南的学术研究工作及成就 ,表达了对年轻一代学者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的殷切希望。

抗战时期毛泽东农业互助合作思想之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继续发展了其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思想,提出了“组织起来”的指导方针,明确了农业互助合作的私有性质和若干原则。

论抗战时期王宠惠的大国合作制日外交思想

大国合作制日思想是王宠惠外交思想中重要的内容。其早年留美时即已萌生以外力援助中国革命的念头,华盛顿会议时他就明确提出"联美制日"。抗战爆发后,大国合作制日成为他重要的外交策略。他以对美、对苏外交为重点,谋求大国介入中日战争,开创了战时大国共同合作制日的局面。关于如何看待美苏援助,他认为中国有理由获得外援,也应尽力争取外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再论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国共两党正式讨论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问题,是从1937年6月国共庐山谈判开始的。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中共认为理想的结果,但由于共产党人就这个问题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积极影响和直接推动,终于在1938年3月,由国民党在武昌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

国际交流合作视域下的国家级抗战文献中心建设研究

目前国内抗战文献典藏、整理和利用主体尚未真正形成合力,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为促进相关工作向纵深发展,文章从学理上对建设国家级抗战文献中心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组织架构、工作机制等基本问题做了初步探索。

华中抗日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发展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处于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根据地建设,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就是大力提倡和发展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以达到经济上的自给与半自给。在各级民主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合作社作为推动农村副业、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在根据地得到了普遍的组织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需民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论桂林文化城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及形成原因——从“北有延安,南有桂林”说起

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桂林作为著名抗战文化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以至于学术界有人提出"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看法。桂林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包括:形成了汇集2 000多位中外反法西斯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战文化城;形成了当时国统区最活跃的抗日民主文化宣传中心;形成了国统区中民主气氛最浓厚、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省会城市;出现了国统区绝无仅有的抗战岩洞教育;创办了国统区仅见的儿童教养院;在国统区中首创培养和训练学生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桂籍人士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桂林在抗战时期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革命与合作: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团体和民主政权为依托,先后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与发展合作社,但效果欠佳。从1943年始,合作社逐渐向革命化转型。新建在劳动互助基础上的合作社,以行政归属地为组织单位,内容与形式多样化,强调“群众性”以及坚持“民主办社”原则。革命化的“合作社模式”绩效与不足并存,但在整合乡村资本、劳动力、物资、文教等资源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此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对个私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蓝本,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意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的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构建了两面夹击日军的战略态势,不仅迫使日军大量兵力陷于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且消耗了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迟滞了日本的"南进"计划,粉碎了德日妄图霸占全球的战略,是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亦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