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媒介与安徽抗战戏剧活动--以《前线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前线日报》的安徽抗战戏剧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作品创编、理论构建两大层面。作品创编上,《前线日报》中刊载的戏剧作品大多呈现出明确的抗战主题、贯穿着现实考量的舞台演出意识、同时尝试寻求以多元变化的叙事形式呈现宏大革命主旨。理论构建上,《前线日报》探索了如何在戏剧文体内应用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并且回应了30年代文艺界讨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先后刊载诸多谈论戏剧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文本,还对民族戏剧的艺术特性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言。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曹禺的抗战戏剧观与创作实践

曹禺抗战戏剧观的形成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时代责任感以及作为杰出戏剧家丰富的编剧、导剧与演剧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因时制宜的新变,也有一贯以来的坚守,更有坚守基础上的发展。他的抗战戏剧观在强调戏剧时代性与宣传性的同时,亦重视艺术性,并努力追求戏剧表达的大众化。曹禺的抗战戏剧观及其创作实践激励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志,为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以文艺服务于抗战的戏剧家的重要典范。

贵州抗战戏剧运动研究

抗战爆发后,贵州戏剧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将戏剧作为唤起民众的有力武器,积极创作和演出救亡图存的戏剧,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文化大改造的戏剧运动,戏剧大众化、重视戏剧剧本、舞台实践改革等是贵州戏剧运动发生发展的重要表现。蓬勃发展的贵州戏剧运动及时融入到了战时大后方抗战文化中,为抗战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的建构——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郭沫若一生崇儒,他对儒家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确立了原儒的基本精神为“动”的精神。从五四到抗战,郭沫若根据时代的需要,围绕儒家“动”的文化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其阐释体现了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建构的轨迹。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戏剧宣传与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动员、团结教育的作用,使戏剧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研究和探讨当年新四军戏剧宣传与动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新四军的抗战历史,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展。

真诚演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好莱坞旧作——论《龙种》的神似兼谈当下抗日影视剧的“失神”

拍摄于1944年的好莱坞黑白电影《龙种》,改编自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的同名小说。这部表现南京大屠杀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影片在当时美国公映反应平平,如今中国观众却给予它诸多正面评价。因为《龙种》是如此"神似"中国,不但如实地描画了抗战的历史图景,更重要的是精准到位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品性与文化。电影本体外围做到了与中国外形的最大接近,通过一系列电影本体核心要素的再度演绎,使影像文本得以神似。反观近几年中国自己所拍的成批抗日影视剧,丢失了自己文化的精气神,把抗战噱头化、娱乐化,其后果必然被观众诟病。

历史潜流中的戏剧力量——抗战戏剧刍议

抗战时期,在"文艺救国"的多重合奏中,戏剧担当了"文艺救国"的排头兵。戏剧以其自身的通俗性、形象性、直接性、广泛性,完成了"戏剧大众化"的伟大使命,并迎来了中国现代话剧大繁荣的"黄金时代"。戏剧家们的责任担当与艺术炼化,突破了没有硝烟的戏剧现场,在华夏版图上唤醒了沉睡的国民意识,并铸成了历史的厚度与民族的文化积累。戏剧家们在坚持思想性及政治性的同时,从未放弃过戏剧的审美向度,也使得抗战戏剧收获了全方位的成熟。抗战戏剧不仅是一种文化方式的展演,更是国民灵魂的精神辉映,抗战戏剧中沉潜着时代的智慧与民族的力量,共同铸成了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永恒。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平越时期唐山交大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地下党在唐山交大有着较长的活动历史。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唐山交大地下党支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组织和领导文艺队伍、创建创办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充分利用节假日活动等形式,领导进步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对象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抗战戏剧”与民族意志、国家意识

中国"抗战戏剧"是中华民族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文化活动中民族意志、国家意识的聚焦和高光。在这背景下,对戏剧艺术乃至别的文学艺术样式的民族形式的关注、研讨和美学构建成为可能。抗战戏剧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贡献,居功至伟。

抗战时期戏剧民族化实践与发展

抗战戏剧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戏剧工作者在吸取西方戏剧养分的同时,对传统地方戏进行了改造,创编出许多新剧。抗战戏剧呈现出大众化、本土化和时代化的特征,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上海成为戏剧民族化的起点,重庆文化城、桂林文化城、陕甘宁边区则是戏剧民族化实践及抗战戏剧运动的中心。

抗战戏剧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深化的可能

抗战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历史,在史料钩沉、戏剧史著、专题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研究不平衡、剧作家作品研究不平衡、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不平衡。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尤为必要。战争政治是抗战戏剧的文学生态场域,战争规范推动着抗战戏剧的发展,影响着抗战戏剧的叙事,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政治区域,抗战戏剧的繁荣程度和表现形式均有不同。从战争政治角度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观照和全盘反思,将会呈现抗战戏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尽可能地避免将历史单质化和浪漫化,从而推动抗战戏剧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活报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戏剧的文艺方式向大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活报剧因其自身小型化、灵活性、大众化的特点适应了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成为普遍流行的文艺宣传形式。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诸多反映抗日斗争主题的活报剧,并组织剧团演出,激发了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同时,活报剧在创作、演出时,吸收了民间小调、歌舞等元素,推动了晋察冀戏剧走向民族化、大众化,促进了抗战文艺的繁荣。

试论西南剧展的文化感召力

持续三月声势浩大的西南剧展,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在桂林乃至全国戏剧史上都是少见的,在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彰显出非凡的文化感召力,散播出深远的影响。文章试从西南剧展传播戏剧艺术、体现文人风骨、丰富抗战文化、宣传抗日等方面加以论述。

抗战时期甘肃期刊中的戏剧作品与戏剧史料考述——以《现代评坛》《新西北》《政论》《现代西北》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戏剧抗战成为了甘肃众多抗战形式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而这一时期的《现代评坛》、《新西北》、《政论》、《现代西北》等期刊虽更注重政治宣传,但也刊登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戏剧评论与剧运报道。这些作品、评论与报道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却保留了抗战时期甘肃戏剧运动方面的第一手史料,对全面了解抗战时期甘肃的戏剧史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史料价值。

战争政治:中国抗战戏剧研究的一个视角

"战争政治"即是对战争作政治化理解,强调战争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战争给政治的其他层面带来的影响。抗战戏剧是20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寓含着丰富复杂的战争政治因素,从"战争政治"视角对其进行整体考察和系统研究意义重大,可以更为丰富地还原战争时代的政治环境,呈现抗战戏剧与战争、时代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有利于对抗战戏剧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战争政治"视角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这一视角时应尽量避免对抗战戏剧进行祛蔽与正名的同时,出现新的遮蔽与误读。

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音乐戏剧活动概述

1940年6月,陈毅率新四军东进支队渡过长江,挺进苏北,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盐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等的领导下,根据地在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后改建为鲁迅艺术工作团)。在何士德、贺绿汀、孟波、章枚、丘东平、许幸之、阿英、刘保罗、许晴等优秀的音乐、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下,为军队和地方培养革命文艺人才,创作抗战救亡歌曲和戏剧作品,组织成立多种群众文艺宣传团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民众,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念。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音乐、戏剧创作宣传工作规模之宏大、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在抗日战争中是仅次于延安而列于其它根据地之首的。

战时教育部剧教四队在陕甘青三省活动考述

1939年11月至1943年3月存在,以陕甘青三省为工作区域,先后以李朴园、龚祥礼、凤飞、张光中等为负责人的政府教育部第四巡回戏剧教育队,是在全面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演变的一个戏剧教育巡回工作团体。该队约有队员20人左右,先后在陕西西安、华阴、临潼、咸阳、兴平、醴泉、宝鸡、凤翔、扶风、三原、武功,甘肃兰州、天水、甘谷、陇西、临洮、洮沙,青海西宁、塔尔寺、湟源、鲁沙尔、大通、互助等几十个县市和乡镇,举行话剧公演、壁报与简报张贴、抗战照片与绘画展览、戏剧音乐教育辅导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寓教于乐,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它不仅为陕甘青三省至少十几万以上的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观剧和受教机会,而且在潜移默化民众思想观念、培养和训练各地戏剧歌咏人才、推进各地抗战剧运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