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与革命动员:中央苏区宣传东北义勇军运动探究--以《红色中华》为中心

《红色中华》关于东北义勇军的报道,据其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东北义勇军性质与组织领导系统;二是关于东北义勇军英勇战斗抗击日军及揭露国民党妥协政策;三是关于苏区军民援助东北义勇军运动及中共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统一战线正是中共以宣扬义勇军的英勇抗日事迹、组织苏区民众援助义勇军运动为契机而萌芽并走向实践的。中共在国民党不断地围剿苏区的背景下,积极报道东北义勇军运动的另一深层用意,显然是以此凝聚苏区革命民众的意志,鼓舞斗志,为反"围剿"战争进行革命动员。

福建游击区红军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知历程——以闽西南红军游击区为中心的讨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得以立足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梳理福建红军游击队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知变化,旨在管窥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寻求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路径、特点及其效果。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认识的“分”与“合”(1931-193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重要策略,它经历了从下层统一战线到实行上下层相结合,从苏维埃革命到民族革命的变化过程。考察九一八事变后至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的政策调整过程,可以发现,它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呈现了"共识—分歧—共识"的动态变化。这种共识的最终形成,既有来自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实际形势做出的主动调整。因此,瓦窑堡会议上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实为双方殊途同归的结果,并非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亦步亦趋。

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它既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聚大量进步人士的抗战文化机构,是武汉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武汉抗战期间,第三厅在宣传抗战的文化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见证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合作与斗争。从第三厅的建制发展脉络来看,其作为国民党的机构组织诞生于蒋介石加强个人军事集权、整合政工与党务的独裁统治中,天然具备为蒋介石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政治逻辑和工作宗旨。中共则立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点,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既定方针,牢牢把握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权,聚拢大批左翼爱国人士,最终将第三厅建设成为中共领导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战斗堡垒”。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训育制度探析

“训育”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以来,随着国人训育观念的加深,及至民国时期,“训育”开始由一个概念演变成一种教育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战时高校的出现,为管制战时大学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决定在高校建立训育制度,作为加强管理高校的关键举措。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实施“导师制”、设立“训导处”和引入“三青团”。各地学生聚集地的西北联大,因其历史基础和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推行训育制度的重镇。就战时局势而言,此项举措的实施,虽说于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有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但该项举措不仅导致西北联大泛政治化现象严重,而且限制了学生的思想行动自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疆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启示

1935年至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批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人士来到新疆投身教育事业,他们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在新疆学院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社会实践等,不仅开创了新疆马列主义传播的新局面,也开创了新疆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先河。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围绕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立足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探索不拘一格的教育方式成为当代高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值得借鉴的经验。

海外学者沈钜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中国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5)》评介

海外学者沈钜光详尽地考察了1935—1945年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意义。沈钜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遭遇危机的原因,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与变迁;过高评价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系统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策略的正确性;科学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普通地主和开明绅士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为中国共产党扩大自身实力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总体来说,这一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实施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关系,为中外学者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新视野

对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及其多重互动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浅尝辄止的想法。早在1985年8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关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讨论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中介环节问题。1995年9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我们更坚定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信心,并将抗日战争与华北社会问题研究确定为一个主攻方向。经过进一步思考,并受"新革命史"范式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现领导权过程之启发,我认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主要在于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话,抗日战争则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民族、社会等多方面认同上达成广泛共识,是近代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上述想法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着手研究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互动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实现,除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军事谋略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军全面侵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中华民族的认同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不动摇,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进程中,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观念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逐渐传播开来,并日渐深入人心,进而在当时的各种关于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的理论学说中脱颖而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以及根据地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中共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的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党派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间党派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全面抗战、力促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他们以多形式、全方位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他们坚持民主、维护团结、开展民主宪政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捍卫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的一场全面战争。抗战期间,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大局出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提高,这也表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统战思想日趋成熟。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与策略,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山西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点之比较

山西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具特色,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着诸多差异。它们的相同之处表现在:同属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建立的统一战线;都有共同的政治纲领;都有共同的组织形式;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们的不同之处表现在:领导体制和原则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稳定性不同。正确认识两者的异同,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两者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危机的化解——以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及中共内部往来电文为中心的考察

1940年底至1941年初,由于蒋介石对反共高潮的准备及发动,国共两党关系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次陷入危机,其中尤以皖南事变的爆发最为严重,一度使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达至顶点。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就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统一战线继续维持问题,通过电报进行了频繁沟通和互动,使两次危机得以及时地化解,维护了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局面。本文以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及中共内部的往来电文为依据,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梳理,更加客观、真实地展现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并公正评价共产国际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及中共的影响作用。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表现及其原因探析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便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在如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犯了系统的右倾错误。解读王明的右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及产生这些右倾错误的原因,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东北抗联精神的基本内涵、时代价值及传承路径

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其基本内涵为“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精神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实干精神,为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民族认同:中国抗战凝聚力之源

对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及其多重互动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浅尝辄止的想法。早在1985年8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关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讨论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中介环节问题。1995年9月,出席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我们更坚定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信心,并将抗日战争与华北社会问题研究确定为一个主攻方向。经过进一步思考,并受"新革命史"范式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现领导权过程之启发,我认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主要在于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话,抗日战争则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家、民族、社会等多方面认同上达成广泛共识,是近代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上述想法促使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着手研究抗日战争与国家、民族、社会认同互动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实现,除了持久战、游击战等军事谋略之外,更主要的是日军全面侵华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中华民族的认同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不动摇,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进程中,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观念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逐渐传播开来,并日渐深入人心,进而在当时的各种关于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的理论学说中脱颖而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根据地的建设成就,以及根据地对争取抗战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中共牢牢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还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的国家重构和社会整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外围军的建立

1941年晋察冀边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困难时期,为了坚持抗战,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以反正伪军和杂色武装为基础建立了八路军外围军。外围军是一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特殊武装,除了接受晋察冀边区少量补给外,保留独立建制,来去自由,它主要活动在日军统治比较严密的敌占区、游击区,具有地方性、独立性、擅长游击战等特点,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1944年敌后抗战形势更加好转后,晋察冀边区逐渐改造了外围军。

中国共产党以三民主义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因探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抗战的现实高度,十分重视三民主义的政治纽带作用。究其原因,既有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态度转变的主观因素,又有中国民众当时普遍认同三民主义的现实背景,还有国共两党分别占有三民主义政治资源的历史原因。今天,系统深入探寻中共以三民主义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因,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当前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中共传统文化研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重视对其研究、弘扬,以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一,重视宣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其二,重视利用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民族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三,重视对历史上民族战争经验教训的研究,作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借鉴。这些活动对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进程中,从1937年5月至1941年5月为时4年期间内,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经历了提出、确立、完善3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而最终完全形成、确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的右倾指导方针及其策略反复进行了既坚持原则又讲究艺术的灵活斗争,吸收了其合理的因素,摆脱其错误成分,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指导,又不迷信共产国际的权威,从而使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几经挫折而最终确立。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而且还使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坚持了正确的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构建增添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内容。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协作、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战的结果。从表象上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共产党仅掌握着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但中国共产党把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抗战中,国共两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