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epening Anti - corruption Mechanism

It needs the foundation of system and the guarantee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anti-corruption,but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build and form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so that the anti-corruption can be really put into practice.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refers to a organic operation system of the interaction,interconnection and constraint betwee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parts) and elements of national anti-corruption,and as a system,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 aticness,comprehensiveness,transparency,legaliz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scientific dynam ic,and internation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deepening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is the nee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ruling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 en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reating both root causes and symptoms is necessar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m echanism,com bating and punishing corru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ti-corruption,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rruption is the basic project of anti-corruption. 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the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has a mor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论反腐败的社会公众参与--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3条社会参与条款为缔约国推进社会参与确立了国际标准,但是,社会公众参与反腐与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特性、社会道德发展状况,乃至人际交往模式等存在着密切联系。中国目前由于腐败的结构化发展、市民社会不发达等原因,社会公众参与反腐还处于低水平状态,要走出社会参与反腐的困境,需要通过规范政治道德标准、提高民众政治参与信念、培育发达的市民社会、完善以救济机制为后盾的举报制度等措施来实现。

从国际法层面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腐败作为一个人类公害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将全世界反腐败斗争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公约》在扩大规制主体、强调预防腐败、加强国际协作等方面具有突出特色,解决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公约》的推行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措施

多年来各国在反腐败执法合作上并不尽如人意,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其原因在于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执法合作的展开。基于此现实,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心,以外交手段为依托,通过谈判协商以修正或补充相关条约内容,以谋求国际合作在个案上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和依赖刑事警察机构力量。为更好地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国际反腐机制的高效性,我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应走在追逃和追赃国际合作的第一线,检察机关应在主动引渡和境外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外交措施积极与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克服在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和障碍,修改条约的有关内容,以实现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更新。

中国的选择: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世纪难题。寻求良好的治理方式、建立廉洁政府是各国共同的愿望。该文在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突显的反腐败治理国际合作潮流以及中国当前反腐败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以《公约》为契机,加强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既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联合国于2003年9月底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由7部分内容组成,主要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及公约的实施机制等。《公约》在反腐败方面体现了透明度、国际合作、预防为主等特点,并且强调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权机构与私权机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三个结合。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反腐败机制现状的不足,建议加强廉政教育、建立反腐败机构、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制定廉政立法、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加快干部人事改革等方面完善我国反腐败机制。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党90年来的反腐倡廉历程是一个从命令反腐到运动反腐再到制度反腐的演进过程,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制定了以宪法为依据的一整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以党章为依据的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但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在实体法、程序法、制度层面,尤其是财产申报制度上,尚存在一定差距。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真正建成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析

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2003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公约》。它是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里程碑”。其主要特点:规范内容全面;符合各国法制;体现整体思想;反映协商精神。《公约》的基本理念是注重预防。它将有力推动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奠定封堵贪官外逃的国际法基础,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制,为我国取得反腐败斗争更大成果提供较好的国际环境。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没收违法所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建立防治腐败的五大法律机制,对细化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司法规则和刑事诉讼相关特别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没收定位为附随不法评价的刑事处分,旨在改变侦诉部门用财产刑替代没收违法所得的惯性;明确没收原理是结束财产占有的不法状态,旨在清晰划定没收范围;合理估算违法所得的收益,旨在体现司法客观公正;在财产占有人缺席审理情形下明确证明标准,旨在实现刑事法对个人权利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双重保护。

关于构建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

中国正式批准《反腐败公约》后,即应当按照公约资产追回机制的要求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进行缺席审判还存在一些质疑,但经过评析以后发现,只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加以精心安排,建立这种制度利大于弊,并且不致损害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为什么不能将性贿赂犯罪化?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和人大代表仅从性贿赂的危害性角度提议性贿赂入罪,是对刑事立法规律的不理解所导致的。性贿赂立法在国际反腐败公约中没有要求,在国外立法中没有先例,在我国不能将性贿赂入罪,因为将性贿赂入罪会因为认定上的困难而导致司法上的混乱。不将性贿赂犯罪化,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督性贿赂、防止官员腐败。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的新发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件 ,它从国内防范和国际合作两方面对反腐败问题做了规定。反腐败缺乏国际法律依据一直是国际社会反腐败存在的障碍 ,该公约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成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力保障。而公约就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犯罪侦察、罪犯引渡、腐败所得资产的追回等问题的相关规定 。

试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但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反腐公约》与我国反腐法律机制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的法律文件,对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阐述《公约》出台的背景及中国加入该《公约》的意义,《公约》的内容和特点,《公约》的效力局限和国内法律制度的衔接缺失,认为完善反腐法律机制的关键是立法衔接与制度配套。

贿赂范围新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背景的分析

我国刑法将贿赂规定为“财物”,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贿赂规定为“不正当好处”。目前,为了有效打击贿赂犯罪和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应将贿赂界定为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国际反腐司法合作机制,为世界各国合作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为了更好地在《公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斗争,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防治腐败犯罪的相关立法和配套制度及措施,但与《公约》规定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相比,我国的法律仍存在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与《公约》不协调、死刑配置阻碍引渡合作以及缺乏统一的司法协助法律体系等问题,这无疑会成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反腐进程尤其是防治跨国腐败犯罪的严重障碍。因此,我国亟须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使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进一步与《公约》接轨,并废止腐败犯罪的死刑,同时应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我国已经批准了该公约。领会《公约》的基本精神、树立科学的反腐理念对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中国贿赂犯罪刑法规制的发展与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贿赂犯罪的规定上有许多科学创新之处值得我国借鉴。加入《公约》以来,在刑法方面,我国积极通过颁布刑法修正案以及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不断靠近、衔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随着《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面世,这种靠近、衔接《公约》的迹象更加明显。在《公约》的带动下,我国刑法促进了贿赂犯罪规制某些方面的发展,而这也必将会对我国转型期贿赂犯罪的严重态势发挥惩治、遏制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与《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的规制上仍有许多缺位,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