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购买“反家暴”社工服务案例--一项性别与新制度主义相融合的研究

本研究讨论的问题源于作者对妇联与社会工作机构合作产生的各自职责、角色、关系、行为逻辑方面的困惑。作者全面检视了一个由M市妇联向X社工机构购买的反家暴服务项目,尝试将性别分析融入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两者间的互动及其产生的结果。本文是两篇系列论文中的一篇,主要从文化-认知的层面对妇联与社工机构间的差异与角力进行深入剖析,尤其是不同性别意识、行事风格、权力关系带来的碰撞与折中等。妇联与社工机构充满张力的持续互动建构出新的意义、理解与观念,形塑着组织能动性,推动或限制着妇联的改变,性别在其中起了重要影响作用。从这个案例中作者看到性别分析与新制度主义对话与结合的必要性,尤其是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组织变革、结构与自主性以及权力关系等核心议题上,性别视角能提供新的思维与分析维度。

反家暴法中强制报告制度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近些年,我国儿童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儿童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引发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创设,为有效预防和干预儿童受虐现象的发生起到良好的规制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着强制报告主体范围不全面、强制报告内容不清晰、明知而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机制不具体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对域外各典型国家的强制报告制度内容进行类型化比较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立法经验,完善和重构我国的强制报告制度,从而更好地践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司法适用效果实证观察--基于3,961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将防治家庭暴力厚植在了法治化的土壤之中。对3,961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显示,适用《反家庭暴力法》的案件呈现出数量增加迅速、地域分布广泛且有差异、案由种类多样但焦点相对集中等特点。该部法律的司法适用有力地推动了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切实保障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权。然而,该法在司法适用中存在对准家庭暴力主体范围和家庭暴力行为的界定分歧、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定签发条件的适用困惑、司法惯性与释法说理欠缺以及受害方举证困难等适用问题。因此,应当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实现家庭自治与国家干预间的平衡;保障法律科学适用,为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保驾护航。同时,在《民法典》时代,《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做好与《民法典》相关规定的适用衔接,以全面加强人权司法保护。

反家暴庇护所建筑设计探析

反家暴庇护所是从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专业机构,经法律明确后在我国各省市被大量建设,但绝大多数都陷入了入住率极低的困境。文章概述庇护所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现存问题,通过研究国外文献,借鉴国外反家暴庇护所建筑案例,结合庇护所工作流程,重点从庇护所功能设置及要求、色彩设计、材质设计和情感化设计方面具体论述反家暴庇护所建筑设计方法,旨在为建设专业化、人性化的反家暴庇护所提供理论参考。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建议——兼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首部司法解释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逾六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实践不及立法预期效果。我国立法人身安全保护令在签发环节、效力设置、违令责任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鉴于此,我国立法仍需细化规定反家暴工作联动机制、强制签发规则、分级和报告制度、违令法律责任等内容以疏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实践堵点,有效遏制家庭暴力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若干规定的学理解读

修改已有法律与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并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战略。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修改《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将"禁止家庭暴力"上升为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并确立相应的救助和惩治措施。我国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为目的。然而,这部法律在家庭暴力概念界定、监护人资格撤销、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条款的规定上,还有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适度加强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的干预——略论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不足与改进

国务院法制办就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是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史上的里程碑,是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创新性立法实践。征求意见稿有诸多亮点,同时在界定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和强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改进:应当扩大受害者的保护范围,扩展家庭暴力的客观表现形式;应当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独立提起诉讼,以便加大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力度;应进一步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增加强制带离、强制矫治、强制教育、代为告诉等制度,以增强反家庭暴力手段的有效性;应当进一步完善家庭暴力案件的证据制度,适当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应明确规定法律责任,以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和保障。

对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反思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科学性是值得反思的。学界对我国家暴状况的判断是有偏差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并不缺少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事实上,我国的反家庭暴力问题,不是立法问题,而是执法问题。就立法者的立场而言,在我国仍存在诸多远比反家庭暴力更为紧迫的立法任务的情况下,制定《反家庭暴力法》不具有紧迫性;从方法论的观点而言,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但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甚至可能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粗暴干预的负面效果;从立法的科学性而言,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关键是促进家庭内部的幸福与和谐,家庭暴力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亲情伦理关系,应着眼于采用适应亲情伦理关系的特殊手段来化解。相比而言,制定《家庭和谐促进法》可能是比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更为明智的选择。

心理干预与法律规制的融合进路——基于家庭暴力防治的分析

心理学和法学对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具有互补性,因此有融合的必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聚焦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双向影响,符合家庭暴力发生的本质特征,行政法尤为关注公权和私权的关系,因而比民法和刑法更具规制家庭暴力的优势。公域和私权的关系打通了社会心理学和行政法学融合的理论进路,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启发了融合的实证进路,两条进路为家庭暴力的预防与救济提供了支持。

中国“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变迁及其逻辑

自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家庭暴力”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也随之开启。回顾“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的变迁,可以发现女性视角逐渐被隐去,代之为中立的性别立场;制度叙述中“家庭成员”替代了“女性”“;和谐美满”淡化了“暴力”特征。而话语实践过程中的这些“自然”转换,反映的正是话语规则背后的性别文化及无意识的性别权力结构逻辑。

游走在美国社会边缘的孤独灵魂——《三只蟹》之女性主义思想解读

《三只蟹》是大庭美奈子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开辟了日本女性主义文学的新时代。小说以美国阿拉斯加为背景,以一群客居美国的人们为主角。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背景也各不相同,又因为种种原因处在回归和在美国扎根的两难境地。小说主人公,日本家庭主妇由梨的家庭、婚姻、性的挣扎以及母性问题成了小说的中心。生活在美国高度发达的文化大熔炉当中,以由梨为代表的孤独的人们经历一次次的灵魂的激烈动荡和重生的阵痛。本文着重考察了大庭文学在作品中表现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女性成长,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大庭文学中的家庭问题、孤独以及反母性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地反家庭暴力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就进行了反家庭暴力的实践。其主要形式包括:强行遏制家庭暴力行为;冲击性别歧视观念;引导妇女争取经济独立;在婚姻制度改革中纳入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四种实践产生了直接与间接两种效应,出现了被动收敛和自主收敛两种收敛类型。间接效应与自主收敛类型是其实行治本性质的综合性治理实践的必然结果。启示是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不仅是人类社会反家庭暴力的有效形式,而且能够强化反家庭暴力与人类社会改造和进化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党的领导是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性治理的决定性因素。

论我国家庭暴力法的定位与宗旨——基于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思考

家庭暴力法是保障生活在婚姻家庭等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免遭暴力侵害,平等相处,充分享有人格尊严权、健康权、生命权、性自主权等基本权利的"诸法合体式"立法。家庭暴力法属于社会保护法范畴,它并不是一般性地保障所有家庭成员的权利,而是对受害人权利给予倾斜性保护与救济。作为保障受害人权利的特别法,家庭暴力法与其他法律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并不冲突,在法律适用上,它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救助功能是家庭暴力法的基本功能。家庭暴力法平等保护所有受害人(无论性别、年龄、健康等因素)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对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给予特殊保护或优先保护。

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兼论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的作用

家庭暴力与反家庭暴力是世界性问题,也属于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治理家庭暴力,需从源头做起,但重要之处则在于着力培植法制观念。法制观念及其培植可以推进相关立法的完善,促进反家庭暴力执法与司法公正,对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消除家庭暴力有积极的作用。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真正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则必须强调法制观念的建构与培植。

基层治理家庭暴力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根据对南京市某街道社区公众家庭暴力干预态度实证调查发现,有32.4%的人认为丈夫殴打妻子不是违法行为,对家庭暴力现象的违法性认识不足;50.2%的人认识到家庭暴力主因在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机制;45.9%的人认为反家暴法实施后基层反家暴效果显著。基层社会治理家庭暴力现代化内在逻辑在于社会公众关系由"传统私人关系"向"现代陌生人关系"架构转化,基层社会公众协同治理关注家庭暴力法治化要求提高,社会公众主动积极学习健康家庭关系建设技能倾向突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家庭暴力的共建共享体系、以法治为保障规范治理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社会治理路径为其实现路径。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适用效果评析——以2016—2018年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为样本

以2016-2018年间400份涉家庭暴力的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为样本,评判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施暴者与受害人之间性别关系十分突出,妇女指控男性实施暴力的占九成多;家庭暴力类型中,身体暴力占七成以上,其余是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法院确认构成家庭暴力的比例低,家暴取证难、举证难的状况无大改变;人身安全保护令知晓度与核准率均比较低;家庭暴力受害人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申请率和获准率较低,获赔金额小。为改善反家庭暴力法适用效果,建议统一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提升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能力,更有效地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法院应公平分配家暴举证责任,凡确认存在家暴的判决书均应引用反家庭暴力法;改善家暴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判决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归属时应充分考虑家暴事实;对法律职业人进行反家庭暴力法培训。

部门宪法视角下的反家庭暴力法性质解析与反思

如果从部门宪法角度来审视反家暴法的法律性质,或可认为反家暴法就是一种"部门宪法"。在规范上,反家暴法是连接着宪法与婚姻家庭法的制度媒介;在功能上,反家暴法是运用宪法思维制止与抑制婚姻家庭关系中所异化出来的权力或支配力量的制度装置。通过反家暴法的规范作用,既可使宪法典中的相关规范获得具体表达与实施,也可使婚姻家庭关系符合宪法的底线要求。尽管部门宪法具有宪法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依然处于抽象与宏观状态,反而恰恰需要具体化和具有可操作性。反观反家暴法的立法体例和具体内容,其恰恰依然具有抽象与教化色彩,从而不能充分发挥部门宪法应有的作用。

刍议《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制度的完善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被普遍认为能够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行为的有效手段,其充分执行能最大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但由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我国尚属于新兴产物,其执行制度存在执行主体乏力、执行方式模糊、监督机制缺失等现实不足。只有通过《反家庭暴力法》自身的完善立法、加强机构组织的联动、加强法律法规的协调,为受害人提供可靠的维权载体,实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价值。

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证明困境及其化解

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存在证明困境,具体表现为当事人收集直接证据困难,包括接警出警记录、妇联证明、医疗记录等为《反家庭暴力法》所列举的证据都很难被法院认可;法院亦未能将职权探知原则积极贯彻;而针对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完全采纳一般侵权案件的证明规则不合理。对此,应采用表见证明理论,通过证明基础事实、利用经验法则来推定家暴事实,并予以相对方提供反证以反驳推定事实的机会。为更好地适用表见证明,应明确规定基础事实,并以指导案例辅助确立经验法则和适用规则,公开法官心证,以解决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证明困境。

对《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国际元素的设想

根据联合国1999年12月27日的决议,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并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举行相应的活动来提高民众对此问题的重视。这些,都说明了"反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多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反对家庭暴力的单行法规,并规定了很多相应的措施。但是在我国,却仍然还没有相关的反家庭暴力的单行立法。然而,中国各种家庭暴力的有增无减的现实情况急需这部法律的调整,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对将来的《反家庭暴力法》加以讨论,并对其中可能涉及的国际元素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