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景观视域下抗战时期黄河文学论

中国现代黄河文学产生于抗战时期,民族战争带来民族文学繁荣,黄河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隐喻,深深烙上民族和国家印记。抗日战争期间黄河上游的中国西北地区由于战争爆发致使国防资源开发重要起来,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展开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族入侵战争的广阔战场,也是灾害频繁发生地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流域产生了西北社会生活图景、民族精神书写、英雄叙事、流民图等不同文学样态,不仅为动员抗战、夺取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激活民族伟大自信心和自信力。作家们在政治、社会、历史的描摹之外,更关注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展示,从而建构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呈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的民族个性。

文化回译视角下抗战文学汉译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文化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旨在将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译为B国语言并使其回归B国文化。从文化回译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来研究《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汉译本,根据谭载喜提出的“还原式”和“建构/重构式”文化回译理论,归纳并阐释回译本中涉及专有名词、专业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回译和涉及信息缺失表达、解释性表达、误读表达的文化回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以期指导抗战文学的回译实践,推动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我国抗战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的编制为例

为解决抗战时期历史文献资料查找难、搜集难等问题,重庆图书馆编制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编制者利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法确定重点收录单位,并针对重点单位展开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其所收文献与过去掌握的数量相比,图书多出近100%、期刊多出约75%。但联合目录的编制仅依赖一个课题组的力量,存在文献普查规划估计不足、普查与审核结果不尽如人意等问题。抗战历史文献普查是民国文献普查工作的一部分,根据此次文献普查经验,建议将民国文献普查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建立相应的机构,落实人员经费;建立全国性领导机构,统一规范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调查技术方法等。

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东北抗战中篇小说(1931-1945)述论

文章从＂记忆的艺术＂和想象＂现代中国＂两个角度,对1931—1945年间的东北抗战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和东北作家以中国抗战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重新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和细致的文本解读。文章认为,这个时期的东北抗战中篇小说,不仅为中国抗战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品质,促进了新文学的成熟。重审这个时期的东北抗战中篇小说,既拓展了我们的现代性视域,更有助于深化和刷新我们关于新文学现代性品质的认识。

抗战文学文献整理与文化记忆工程建设研究

抗战文学文献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保存方式各一等特点。为了推进文化记忆工程建设,需要全面搜集、整理抗战文学文献,并进行数字化处理,构建抗战文学文献信息系统,并推进其多维应用。通过这些措施,更好地保存和传承抗战文学文献,强化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论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抗战文学“国家共同感”建构的三重路径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抗战文学的“国家共同感”建构,主要通过以下三重路径实现:一是梳理、剥离出边地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信仰,并以此黏合、筑牢边民对“中华一体”的认同意识;二是追踪、记录边民在“滇”内和“滇”外积极的英勇的抗战活动,借此确立边民在抗战中的主体地位,促成边民——国民身份的转型;三是对比土司治理空间内和“少数民族自治”空间内边民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体验,指出民国时期不平等、封建、残酷的边疆政策才是导致西南边疆危机的根源,只有允许少数民族以自治的权力,自己管理自己,才能巩固边疆,建立统一的新国家。三重路径立足过去、现在与未来,既纵向独立又横向承接,“三位一体”式地建构了中华民族唇齿相依的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

从私密走向公共:伍尔夫日记研究

伍尔夫日记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她的个人世界,更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日记一旦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现代文化生产和舆论空间建构,就具有了社会属性,体现了伍尔夫勇于担负起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伍尔夫日记中的大量史料纠正了以前许多研究者认为伍尔夫不关心时事政治的看法。她将所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都通过日记记录下来,并明确表明了对这些政治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其社会批判意识也最先在日记中得以体现。首先,伍尔夫始终保持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她在日记中两次集中记录和讨论伦敦工人大罢工的情况,认清了政党内部斗争丑恶的一面。其次,伍尔夫把战争给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一一写进了日记之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强烈控诉和批判。最后,伍尔夫考察了妇女解放运动史,还认为日记能够书写女性历史、参与重建女性文学传统。

基于PEST-SWOT分析的抗战文献资源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

基于PEST-SWOT理论视角,通过考察重庆图书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内部优劣与外部机遇,分析其所处的政治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环境因素,从总体上把握抗战文献资源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节,以便于更好地量身定制发展策略。

新四军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击侵华日军的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党史军史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团体对新四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从文献计量角度分析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基于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期刊文献,对新四军相关研究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梳理文献数量、发文刊物、研究机构与作者、关键词和学科分布等方面的数据并分析其特点所在,可以为新四军研究和抗战史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全面抗战初期左翼文艺家历史处境与创作转型研究--基于统一战线的视角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进了基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左翼文艺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与代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文艺家、自由阶级文艺工作者等社会阶层,在共同抗敌、共御外辱的基础之上共同组建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过程首先使得左翼文艺家走出了左翼文艺“地下”式、“反政府”式的写作环境,获得了合法的身份与写作、批评、出版的自由;同时,新的时代主题、新的历史处境和新的政治形式,也使得左翼文艺家必须转变其创作方式和创作方法,以获得本时期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总体来说,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本时期左翼文艺家的生存处境呈现出一种“自由”与“不自由”复杂纠缠的境地,而对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接纳与改造,则成为本时期左翼文艺家创作转型的核心方针。这些也使得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具有与“五四”和土地革命时期截然不同的风貌。

知识普及与救亡图存:试论1931-1937年间的抗战通俗读物出版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华程度加剧,中国社会进入局部抗战的"非常时期"。民间书业、抗日救亡团体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力量持续出版了大量宣扬国难国耻、传播国防常识与抗日救亡知识的通俗读物,通过常识普及唤起大众的民族情感,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抗战文化动员储备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奠定了群众基础。

从盲视到重视:武汉抗战诗歌(1931-1937)研究

武汉抗战诗歌,是整个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进行的诗歌活动总称。在十四年期间,武汉抗战诗歌表现了非常明显的时段性。学术界在研究武汉抗战诗歌时,基本都是探讨武汉作为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时期的活动,武汉抗战诗歌第一时段长达七年的诗歌活动总是被自动屏蔽。武汉抗战诗歌(1931-1937)研究在三种力量夹击下由研究的“盲视”而成显学:一是随着国统区文学研究的全面系统展开;二是重写文学史背景下,史料研究的再重视;三是外部的技术条件,随着网络的普及,一批与现代文学史料紧密相关的数据库陆续建设完成。从传播接受视域重新检阅这一时期的诗歌,回到丰富多样的文学历史现场,把武汉抗战诗歌看成一个流动的、动态的、各种文学传播要素交织影响的文学图景和传播图景,形成武汉抗战诗歌研究的广阔空间。

“共同体”书写:“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学的勃兴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特别是抗战期间的“民族意识”,大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中抗战文学的兴起。同样抗战文学因为对“共同体”的认知与书写,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觉”的发生,也在培养和加强中华民族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者表现为一种互渗互动的关系。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抗战文学中的民族意识、抵抗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二是民族意识如何作用或影响抗战文学等现代文学;三是在具体“抗战”情境中,相关作家作品如何书写或表现民族意识。

数字人文视域下图书馆抗战文献数字化整理与开发路径

文章从政策基础、资源基础、整理基础三方面分析图书馆抗战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开发现状,利用本体、知识图谱等技术设计基于文献内容知识单元的语义化关联和数字化整理方案,并提出图书馆抗战文献数字化开发路径,即创新开发模式,深化开发合作;挖掘资源内涵,丰富开发形式;加强成果宣传,提升开发效能。

爱与欲的现实主义叙写——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再解读

沈从文有过把《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和《看虹录》三个文本结集为《看虹摘星录》的意愿。它们在创作手法与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梦幻空灵的美学特征,也在直面人物内心蠢动的情绪、发掘人类灵魂的底蕴等方面,富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在毫不矫饰的真诚叙写中,小说折射出了抗战大后方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样态。此外,沈从文在蔼理士性心理学的影响下,秉承“文学为人生”这一现实诉求,意图借助文学抒发情欲,达到情感和心理的平衡,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可见,有一种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隐晦地存在于《看虹摘星录》中。这既是沈从文战时创作向现实主义倾斜的一个例证,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增添了一个新的向度。

抗战时期《大风》的香港叙说

以抗战时期南来文人创办的《大风》杂志为切入口,敷陈刊物内纪行、文学、漫画、学术等诸多话语脉络中的香港地区书写;依凭现存史料,打捞许地山、叶恭绰等《大风》同人未竟的香港地区文史纂修计划;循此,可探勘《大风》香港地区叙说的演绎轨辙及其呈露香港地区形象的衍化踪迹。《大风》场域中的香港地区叙说交织着对香港地区主体性的发现与不见,既体现出内地与香港地区文化互动间不平衡与不平等的症候,又掺杂着抗战时期香港地区文化主体性生发的幽微杂音与可贵契机。

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文艺工作及其启示

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敌后平原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艺工作,对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坚定人民抗战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创作、开展歌咏活动、表演抗战戏剧等领域,具有先进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建设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当今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启示。

汪曾祺“云南题材”散文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作家群中书写“云南题材”散文作品数量较多的作家,叙事内容主要分为回忆西南联大生活、重现西南联大师生风貌以及描绘云南文化风物三个方面。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该类型散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地理空间建构和人文地理空间表现,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重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SWOT分析

从现代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角度看,抗战文献是民国文献资源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颇具生命活力的历史文本载体。基于此,从企业战略管理视角,运用竞争情报SWOT分析模型,来分析重庆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会与威胁等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