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nti-war Theme of Apocalypse Now

Apocalypse Now is a movie, directed by Coppola, about the Vietnam War. Since it was released, the movie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critic and the public. This essay aims to discuss its anti-war them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Attack on Vietnamese Village; The Dinner with the French Family; The Meeting between Willard and Kurtz. Through this essay, reader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ie: the movie is not propagating violence, while it ha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human nature, life and the war.

Battle of Human Rights and Anti-Human Rights in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was a battle betwee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and abuses,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brutality, and between justice and evil. During the war, the human rights of Chinese people were completely violated by the Japanese aggressors, causing an unprecedented human rights catastrophe.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people vigorously resisted the aggression in order to defend the national survival right and safeguard the human peace against war. 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victory over human rights abuses tells us: aggressive wars are the most se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We must protect people’s right to peace for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avoi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by war once again, we must safeguard the international postwar order and prevent the revival of fascism, whose essences are contempt for and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Therefore we have to respect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defend both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every nation and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强制留学:抗战时期日本的中国占领区留日警察政策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强令中国占领区各伪政权选派警察赴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各伪政权大多以刚刚成立或财政困难为由,提出不派、缓派、少派请求,但在当地日军、日本使领馆和内务省派遣人员的压力下,不得不按照日本的原定计划选派。这些留日警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主要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内务省警察讲习所协商负责。日本政府的目的是培养直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政策的“协力者”,但它忽略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增长,最终事与愿违。

绥西抗战再研究

近年来,中国台湾历史档案机构解密了一批绥西抗战时期傅作义、朱绍良和蒋介石密电电文,其中涉及五原、临河抗战电文资料十多条。这些电文资料对研究日寇侵犯绥西、国民政府军在绥西兵力布防、五原失守与收复、国民政府军伤亡人数、日寇使用毒气弹等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暴露了日寇企图利用民族问题肢解中国的阴谋。五原收复及绥西抗战胜利对保卫大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地理景观视域下抗战时期黄河文学论

中国现代黄河文学产生于抗战时期,民族战争带来民族文学繁荣,黄河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隐喻,深深烙上民族和国家印记。抗日战争期间黄河上游的中国西北地区由于战争爆发致使国防资源开发重要起来,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展开艰苦卓绝的抵御外族入侵战争的广阔战场,也是灾害频繁发生地域。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流域产生了西北社会生活图景、民族精神书写、英雄叙事、流民图等不同文学样态,不仅为动员抗战、夺取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激活民族伟大自信心和自信力。作家们在政治、社会、历史的描摹之外,更关注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展示,从而建构昂扬奋进的民族精神,呈现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的民族个性。

浪漫、古典与写实——李长之古代诗人批评的美学构造及运作

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古代诗人写下的系列批评论著,离不开美学的深度参与。“写实”与“浪漫”的对立、“古典”与“浪漫”的并立,作为文艺批评背后交错叠加的美学构造,为其文艺批评实践开拓了充足的理论空间。如果说对李白在道教徒和诗人双重身份拉扯下之永恒痛苦的分析,是基于对立构造写就的代表作,那么,对司马迁身上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与诗人气质的阐发,则堪称融合对立与并立构造的新经典。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的命运共同体,其理论渊源有四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平等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独立解放理论的吸收与继承;三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四是对近代国人“中华民族观”理论的发展与践行。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有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对当下留有诸多启示,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靠我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析,有利于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英美学界的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研究

卢沟桥事变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是英美学界关注中国抗战史和东亚关系史的一个焦点。相关研究集中于卢沟桥事变的性质和背景、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如何走向全面战争、事变所涉中国各方势力的反应以及事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领域。总体来看,英美学界在该领域的直接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相关研究基本秉持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达成了相对共识性的认识,指出日本侵华是蓄谋已久的既定政策,并一致认为日本应为事变演化为全面战争承担责任,这对于肯定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目前,部分日裔学者在英美学界发声较多,且有一定学术影响力,需要我们关注。在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上,需要更多中国学者挺身而出,构建中国话语权。

文化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是中共领导的山东文化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从初步展开到飞速发展,再到成熟壮大的历史过程。宣传抗战和教育民众,始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的中心任务。经典著作、政治、军事类读物和教材是根据地图书出版的最主要选题。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号召提出后,文化教育类读物和教材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选题。伴随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传达,整风教材、经济、文学、艺术类读物迅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内容。山东新华书店及其出版发行网络的建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走向成熟壮大的标志。

习近平抗战史观对“纲要”抗战史教学的导向引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以习近平抗战史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入理解抗战历史的史鉴作用,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抗战精神。抗战史要以史实发言,帮助大学生全面系统的学习抗战历史,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和历史辨析能力。习近平抗战史观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抗战史、提升历史素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导向引领作用。

论陶行知的抗战诗

陶行知是杰出的“政治的抒情诗人”,他的抗战诗饱含对祖国的一腔热烈而深沉的情感,以及对救国图存而奋斗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无限崇敬。诗人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奋勇杀敌的坚定决心以及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都充盈在字里行间。陶行知的抗战诗,一方面宣扬爱国主义,激荡着中华民族的忠贞浩然之气、同仇敌忾之情,为激励和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敌意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情感激越、意境壮阔、感人至深,成功做到了雅俗共赏,其娴熟的技法充分展示了诗歌的艺术美感,具有突出的美学价值。

抗战与重建:国民政府派遣赴印度研究生的行动及其影响——以中国台湾“国史馆”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国民政府为节约外汇支出,实行严格限制出国留学的政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扩大,中国与英美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以及印度深邃文化的吸引,加上中国国民政府积极支持赴印留学等因素,中国政府从抗战重建的思路出发,在抗战后期派遣了一批研究生赴印度深造。这些赴印研究生的选拔具有候选人经历丰富、注重盟国合作、规模较小、学习形式多样等特点,不仅为国家战后重建培养了急需的人才、进一步规范了留学生选拔制度,而且还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教育与文化的交流。

文化回译视角下抗战文学汉译研究——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

文化回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旨在将用A国语言描写B国文化的跨国文学作品译为B国语言并使其回归B国文化。从文化回译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法、归纳法、案例分析法来研究《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汉译本,根据谭载喜提出的“还原式”和“建构/重构式”文化回译理论,归纳并阐释回译本中涉及专有名词、专业术语、文化负载词的语言回译和涉及信息缺失表达、解释性表达、误读表达的文化回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与策略,以期指导抗战文学的回译实践,推动中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形态演变(1926-1946)

以1926年市政组织成立至1946年抗战胜利期间重庆在行政地位、市域范围、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城市发展为线索,基于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三个阶段:城市发展探索期、城市发展突进期、城市发展调整期的背景下,以小区域人文地理的视角及方法,研究重庆西郊沙磁地区的空间结构、区域定位、产业布局的演变与特征,指出沙磁地区在自主发展与疏散迁建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了单极主导—组团发展—区域融合的空间形态演变进程。在这段特殊的城市近代化中,沙磁地区受到山水格局、战争刺激、政治权力等因素的驱动,由传统场镇迅速转化为近代重庆的主要功能区与远郊发展的过渡区域,形成了现代沙磁地区的小组团的空间格局基础,空间形态的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小组团结构”的不均衡态势。研究以沙磁地区为典例,根据区域与城市的拓扑映射,再现近代重庆城市史中沙磁地区的空间发展进程,旨在为重庆近代小区域研究的深入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补充,并为今后城市规划与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

研究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五点认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导言

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可以得出五点认识:第一,日本对中国台湾省的军事占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第二,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甲午战争的延续,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分;第三,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可以1915年、1937年为节点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特点;第四,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往往以祖国为依靠或者受祖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启发;第五,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坚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历史昭示现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完成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抗战时期甘肃科学教育馆馆校合作多元实践研究

基于史料系统考察抗战时期甘肃科学教育馆馆校合作的丰富内容,全面探讨科学教育机构深度融入战时地方教育事业、促进社会进步的具体方式,包括馆校合作调查甘肃省生物资源、面向中小学校制造赠送科学教育器材、保障兰州市各中学理化生实验需要、受权承担相关教育行政工作等。旨在进一步丰富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科学教育的认知,为深入研究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科学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提供重要参考。同时认为该馆馆校合作多元实践充分体现了其改进学校科学教育、增进民众科学知识、推动西北资源调查研究之建馆宗旨,堪称抗战时期西北大后方的科学播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