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辩说

“公平竞争权”一度也曾被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主流观点大行其道,但随后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客体“法益论”,不过最新又出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保护权利和法益的双重保护客体论的异军突起,值得发人深思。权利概念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引入其实并不必然会带来权利与法益的二元保护客体的区分,并不意味可以将竞争法重新纳入传统侵权法“抽屉”中僵硬地区分权利和利益侵害并为其设置不同责任构成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侵权法渐行渐远而更加彰显出竞争制度保护法的特点。基于霍菲尔德、康芒斯对被滥用的权利概念的厘清,目前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可以清晰揭示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受扭曲的自由竞争的制度保护法益为客体。

论《反垄断法》行政法律责任体系的二维扩张

《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我国加速推进经济转轨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垄断现象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力有不逮,行政法律责任畸轻造成的威慑不足与预防效果不彰尤为明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试图对此予以回应,却未能提出完备的革新方案。在纵向维度上,双罚制的妥协性适用使得部分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出现缺位;在横向维度上,处罚种类的局限性又对综合评价法律责任造成掣肘。未来可以考虑全面适用双罚制,并扩展财产罚的内涵,增加行为罚和人身罚,建构起《反垄断法》更具威慑力和灵活性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网络平台数据垄断行为之刑法规制

网络平台数据垄断行为不仅会产生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垄断效果,还会对数据法益造成侵害。同时,以行政规制手段为核心的反垄断框架威慑力不足,难以保证行为社会危害性与所受惩治严厉性相适应,因此,刑法的介入十分必要。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犯罪行为的界定须足够精准,故数据垄断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建立应紧扣双重法益侵害性这一特征,借助法定犯原理的论证与罪名间的对比,使数据垄断行为作为法定犯的适格性得以证成。通过梳理量化的方式将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交织具象化,有助于准确锚定罪与非罪的边界。同时,通过对比刑法教义学与立法论两个角度的规制路径,综合刑罚配置的均衡性考量,增设数据垄断罪是实现数据垄断行为刑法规制的有效路径。

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解释论

2022年新修改的《反垄断法》首次引入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反垄断法》仅原则性规定该制度的情形下,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反垄断领域的适用面临诸多问题,有必要对其制度功能及具体实施规则进行解释论展开,从而反哺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站在解释论的视角看,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既是为了解决垄断行为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害问题,亦是为了回应传统反垄断法实施困境的有效措施。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坚持“公共利益”标准,并对垄断行为造成的竞争损害和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与澄清。在反垄断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可以探索适用行为保全措施、恢复原状、惩罚性赔偿、检察建议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措施,从而与传统反垄断公共执行及私人执行之间形成体系协调,共同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

反技术兴奋剂规范的法理基础、逻辑补位与体系构建

体育领域的技术不当应用起到了类似于兴奋剂的效果,不仅违背了反兴奋剂规范的整体立法宗旨,阻碍了体育公正,消解了运动员的主体性,也危害了体育项目的长远利益。在现有规范体系下,国际、国内的上位法均未承认技术兴奋剂的法律地位,导致了诸多弊端。我国应从法律角度合理界定技术兴奋剂的构成,特别是其与不公平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方面入手:(1)推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承认技术兴奋剂的违法性;(2)推动国际体育仲裁院形成统一、协调、连贯的裁判立场;(3)推动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更具约束力的监管措施,构建反技术兴奋剂的立体规范体系,切实维护我国的正当体育利益和全世界的体育公正。

大数据时代数据抓取行为的竞争法规制与反思

作为数据时代的新型商业行为,数据抓取既具有中立性,也具有竞争性,体现了平台企业间数据共享利益与数据竞争利益之间的博弈。我国竞争法对数据抓取行为的规制主要适用一般条款与互联网专条,然而条款的模糊性、商业道德的不确定性、法官的权益侵害式判断逻辑都不利于对数据抓取行为正当性的合理界定。实践中应当从数据抓取的行为本身出发,秉承社会福祉最大化理念,运用狭义比例原则对数据抓取行为进行衡量。

网络爬虫行政、民事、刑事一体化治理路径构建研究

网络爬虫作为一项衍生于数据化时代的新兴技术在当下已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效能,然而其中更值得给予关注的是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法律风险。在对网络爬虫的概念以及其正反层面的影响进行剖析后可发现,在实行客观违法并合主观故意的基础上,通过所爬取的数据类型映射的不同法益认定不同罪名的规制方式实然存在许多偏颇之处,因此需要通过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以广义授权整体外化客观行为、明晰所爬取数据法益实质归属等途径,联动行政、民事、刑事视域进行一体化治理,以创制网络爬虫治理的全新模式。

新时代我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的国际经验与提升策略研究

加强我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对“法治体育”“体育强国”“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梳理当前我国反兴奋剂的相关法律建设进程,探究反兴奋剂法律建设与适用中存在的矛盾与不足:1)预防措施单一;2)主体职能过多;3)规定较为笼统;4)适用范围不明;5)与国际立法规范衔接不强。借鉴国际经验提出:1)丰富预防措施;2)转变政府职能;3)完善法律规定;4)明确适用范围;5)加强与国际法律规范之间衔接的解决策略,为不断完善我国反兴奋剂法律建设作出贡献。

基于红黑隔离架构的网络安全设备设计

基于IP(Internet Protocol)技术的天地一体化网络数据传输易受非法攻击,基于IPSec(Internet Protocol Security)的传统网络安全设备采用单主机同时连接内网和外网处理单元进行设计,存在非授权用户通过外网直接访问受保护内网的风险。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红黑隔离架构的网络安全设备新方案。方案采用红黑分区的设计理念和基于Linux下IPSec框架的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技术,通过在红区实现传输数据、基于“五元组”的安全保密规则合法性验证以及IPSec ESP(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协议封装与解封装变换,在黑区实现ESP封装加密数据的公网收发,在安全服务模块实现根据外部指令完成加密算法动态切换和ESP封装数据的加解密处理,并将安全服务模块作为红区和黑区之间数据交换的通道,达到内网和外网相互隔离且有效保障内网安全的目的。实验结果表明,基于红黑隔离架构的网络安全设备抗攻击能力强,加密算法可更换,在百兆带宽条件下1024 Byte包长加密速率大于50 Mbit·s^(-1)。

论中国反制裁法律工具的完善——以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为视角

俄罗斯针对西方密集制裁出台了一系列反制裁法律法规,并产生一定的反制效果。鉴于俄罗斯反制裁经验,在国内法层面,中国应完善以《反外国制裁法》为核心的反制裁配套法规,出台突显自身贸易优势的反制裁行政法规以及实施针对重点目标的反制裁措施。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以国内反制裁措施为主,缺乏国际反制裁手段。为全面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还需合理、及时地运用国际反制裁法律工具。鉴于西方对华制裁以经济制裁为主,中国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援引《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第2款、《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第3款“例外情形”、GATT 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以及《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反措施规定,以证明对西方实施反制裁的正当性。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适用要件的情境分析

外国制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情境有初级制裁、非典型初级制裁以及次级制裁三种情境,产生影响的方式共有七条路径,《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不同要件在不同路径中的适用结果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追偿主体“我国公民、组织”适用于绝大部分路径,但并不适用于非典型初级制裁情境中的两条路径。索赔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味着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适当联系”对位于海外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行使管辖权,但应受到外国国家豁免的限制。阻断对象“歧视性限制措施”虽无需以行政认定为前提,但也需加强法院与外交部门的信息共享。至于“执行或协助执行”,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纳入考量范围,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正当商业理由。

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构造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商标法通过拟制方式赋予注册商标以专有权利。注册制度在商标法中具有重要功能,但注册商标并非当然取得商标权。商标恶意注册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引发法律适用风险。域外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在法律规范设置、法律制度安排及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均有不足。商标法应增设规制商标恶意注册一般条款、商标使用义务、禁止商标权滥用原则、完善保护特定主体民事权利等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引入“阻碍竞争”法律条款,民法典应规定滥用商标权或者恶意诉讼的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通过协同保护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我国反垄断罚款基数的适用问题研究——以“上一年度销售额”为解释对象

我国反垄断罚款兼具剥夺违法收益和惩戒的双重功能。但“上一年度销售额”作为我国反垄断罚款的计算基准,仍存在解释歧义。区间倍率式的一元罚款结构限定和罚款需兼容“没收违法所得”的制度目的,使得合理界定“上一年度销售额”具有现实意义。以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为指引、以威慑理论为逻辑基础,原则上应将“上一年度”理解为与执法机构作出处罚时在时间上最接近、事实上最关联的违法行为存在年度,将“销售额”理解为“总销售额”。这一界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但在例外情况下,亦可允许执法或司法机关通过类型化的总结,将“销售额”解释为“涉案销售额”,以纾解个案可能存在的处罚过重之弊。

包装设计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

为减少包装设计工作中“无意”违法行为的发生。文章基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通过总结包装设计经验以及其中知识产权管理的薄弱环节,尝试识别并提出包装装潢、商标、图片、字体中各自潜在的法律风险。针对这些疑难问题从设计师及其管理者视角提出应对建议,旨在为包装设计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反规避措施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反规避措施是当前美国及欧盟对外贸易法律体系中反倾销法的新发展。为规避反倾销税的适用，出口商运用零部件倾销、后期发展产品、第三国倾销等手段低于产品价值销售进口商品。反规避措施有助于消除倾销，但在另一方面被用作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的关税壁垒手段。本文根据当前欧美等国反规避措施不断发展的现状，力图从反规避措施的概念、范围及规避行为的确认等角度对这一新生法律现象进行粗浅的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消极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结合我国蓬勃发展的外贸实践，提出了该法律现象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借鉴意义和对外贸易实践的警戒意义。

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实施法治反腐、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行政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纪检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监察权的内部权力结构,构建多职能一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目前,国家监察体制雏形已然形成,但其体制定位等问题仍需探讨。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欧足联FFP规则的法律适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欧盟竞争法的相关条款,对欧足联FFP规则的法律适用性进行学术审视。研究认为,一方面,FFP规则在影响会员协会或俱乐部之间贸易的同时,也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目标和效果,这种限制加大了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贫富差距,削弱了职业足球市场的竞争平衡。另一方面,欧足联主导地位的滥用排斥了欧洲小型弱势俱乐部,造成其话语权和参与决策权的丧失,降低了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最后,结合德国、法国俱乐部财务管理实践及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在不超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的适用范围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俱乐部财务公平竞争规则,通过监督并追踪俱乐部债务水平、征收奢侈税以及建立收入共享模式等手段,促使俱乐部财务管理更加理性和自律。

美国数据库保护立法的新进展——兼论我国数据库专门权利法律保护之定位

从美国近期数据库保护一系列立法提案的内容变化分析美国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新发展 ,并探讨我国数据库专门权利保护制度之可行性定位。

试论抗生素滥用的法律责任及其规制

目的为健全抗生素使用的管理体系提供参考。方法阐述抗生素使用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对抗生素滥用的原因及其相关的法律责任进行分析。结果与结论从国家、医疗机构、患者等不同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