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交媒体控烟宣传运动效果初探

目的通过对社交媒体控烟辩论宣传运动效果研究,为未来实施更为有效的控烟宣传运动和控烟工作提供事实依据及可靠建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宣传运动信息接触者和非信息接触者在认知、态度和行为3个层面的差异进行对比。结果总体来看,接触过宣传运动信息的人群在知识、态度和行为3个层面均好于没有接触过宣传运动信息的人群。具体来说,在认知层面的3个指标中,信息接触者积极比例均高于非信息接触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态度层面7个指标中,信息接触者积极比例均高于非信息接触者。除了“学校应该100%禁烟”(P=0.125)指标测量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6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行为层面,无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信息接触者积极比例均高于非信息接触者,除了“与家人、朋友或者同学分享烟草危害信息”指标,接触信息吸烟者(79.84%)低于没有接触信息吸烟者(82.0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9)。结论社交媒体控烟辩论宣传运动在提高大众烟草危害认知、改善烟草控制态度、促进健康行为上有良好效果。未来控烟宣传运动要提高对社交媒体的利用以及对非吸烟群体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的主要措施和历史意义

1949—1956年党带领人民开展扫盲运动,共扫除文盲0.2亿多人,为新时代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支撑。扫盲运动的开展基于国家对高素质建设者的客观需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需要,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本质要求。通过政治教育、兴办各类学校、学习与生产紧密结合实现文化教育目标。扫盲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在改善社会风气的同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对促进新中国各项事业持续向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科学工作者与爱国卫生运动肇始的宣传动员

1952年,面对美国细菌战威胁,国内外科学工作者前赴后继地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发掘细菌战证据,为我党和政府制定宣传动员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中,科学工作者既是专家证人,亦是积极的宣传者。科学工作者通过报纸、小册子、座谈会、展览会等多种形式,将科学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为大众服务”。科学工作者参与的宣传动员具有推进卫生防疫现代化、促进科学服务民众、提升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意义。

陈嘉庚在南洋华商遭遇欧战挫败以后的觉醒

欧战时期,马来亚处在亚洲战区,是协约国战争资源的大后方,因战争需要大量原产品而曾经带动南洋经济一时繁华;但南洋华人因资金与人力分散,大量集中在原产品领域,战后一旦出现橡胶供过于求,就会由于其本身没有能力左右国际市场,以及应变亏损能力薄弱,而不断遭受殖民政策压迫和灾祸转嫁,从而在全球不景气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外资兼并。与此同时,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扩张南洋属地,并以华人为商战对象,这进一步使华人经济雪上加霜。即便如陈嘉庚这类大规模从事原产品加工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亦难幸免。但陈嘉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坚守对现实实际的判断,对民族资本和工农百姓所遭受的悲剧抱持深刻同情,并由此选择了批判列强殖民、反思资本制度以及支持亚洲民族反殖民运动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不”一体推进原则的法理内涵与实践路径

监察法的基本原则是监察法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然而,“三不”一体推进原则却被法学界遗忘了。监察机关不仅是反腐败机关,也是廉政建设机关;监察工作不是单纯的执法办案,而是综合性的腐败治理。“三不”一体推进原则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系统思维,契合了腐败治理的内在规律。我们应当摒弃“重办案、轻建设”的倾向,将这一原则融入办案和廉政建设的全过程。首先,对查办案件实行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全流程闭环治理。其次,对履职行为、制度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全周期廉政监督。此外,还应建立和完善联动机制、公众参与机制、考评机制以及廉洁合规制度。

习近平关于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重要论述探析

党风廉政建设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高校立德树人关系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全面从严治党之大局、人才强国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历史传承与未来发展的时代大势,兼顾全党全国与高等学校两个层面的现实需求,将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置于高校育人情境中做出新的理论阐释,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指明实践进路、推进方法创新。在思想上认同、理论上弄通、工作中践行习近平关于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做好高校建设发展工作、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遵循。

峥嵘岁月 红色印迹——抗战视野下的晋绥根据地民兵爆炸运动探析

抗战相持阶段,晋绥根据地民兵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挤敌人的战略方针,以地雷作为得力武器,广泛开展了爆炸运动,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文章从晋绥根据地民兵的角度入手探讨爆炸运动,分析了其兴起背景与开展过程,论述了爆炸运动中的创新及成效,阐明了爆炸运动在晋绥民兵抗战中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作用。

缩期禁烟:清末新政后期浙江地区的禁烟运动(1908—1911)

清末新政后期,由于国内外禁烟环境的变化,清政府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禁烟策略。此前饱受鸦片流通之苦的浙江地区也开始积极执行浙江巡抚增韫“缩期禁烟”的策略,在一系列如增设禁烟机构、禁种鸦片、销售管制以及禁吸的措施之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长期的弛禁环境以及洋药税收让禁烟政策的执行在浙江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出现了财政捉襟见肘、官民对峙等不良后果,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地位,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埋下伏笔。

抗日战争时期自贡富荣盐场的增产赶运

“七·七”事变后,中东部盐产区相继沦陷,为供应军需民食,以自贡富荣盐场为主要代表的川盐产区肩负起了增产赶运的重担。在运动兴起前,各有关方面做了许多筹备工作,包括预判增产之可能、检查场产设备、消除盐商疑虑等。此后,富荣盐场从“器物”与“制度”两个层面入手,通过一系列加强产、运、销的举措推进运动顺利开展。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增产赶运成绩斐然,保障了前线及西南后方千万余人的盐需,并带动了诸多相关行业发展,成为了敌后救国生产运动的典型代表之一。

慰劳信运动视域中的《慰劳信集》

在“慰劳信运动”风潮的感召下,卞之琳于1938—1939年陆续创作了20首“慰劳信”体诗歌,合为《慰劳信集》。从原始报刊爬梳慰劳信运动的大致过程和整体景象,可见慰劳信运动对《慰劳信集》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深刻影响:运动过程的真实场景、各阶层的意识觉醒被纳入写作题材;在慰劳信运动大众化思潮的影响下,卞之琳在择取口语词、方言词和农业意象入诗的同时,依然坚守抗战前诗歌写作的“纯诗”逻辑和形式自律,为抗战诗提供另类风格;卞之琳延续1930年代“小处敏感”的诗艺,从日常生活点滴窥见西北、华北地区新气象。

华南抗战中心在韶关的形成与粤北抗战

1938年,日军突袭大亚湾,广州沦陷。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驻韶关,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积极支持抗战并开展抗战宣传,韶关一时成为华南抗战中心。1939年4月至1945年初,民国广东军事当局组织了对日作战的夏秋攻势和三次韶关战役,由于国民政府的不彻底抗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华南战局,但韶关作为华南抗战中心的地位却逐步得到凸显。

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研究的热点主题与趋势展望

作为新时代必须坚持的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一体推进“三不腐”引发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研究者们从多维视角出发,重点围绕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历史进程、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等议题展开集中探索,形成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继续深化该命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展望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未来研究趋势,学术界和实务界应着重在三个维度上发力:一是加深历史维度的梳理,从历史经验总结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二是夯实学理维度的研究,实现从政策文件的描述性和解读性研究向深度的学理探究转化;三是深化实践维度的探索,加强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对策性应用研究,进一步彰显治党反腐实务研究关注实践、聚焦问题、服务资政的价值功能。

滥举与滥捕:江苏省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保甲长与军警(1934-1937)

1933年,陈果夫主政江苏以后,江苏省政府对烟毒的查禁改放任为统制,要求保甲长和军警进行检举和查挤。不过,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不仅造成了保甲长的滥举和军警的滥捕现象,还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基于阶段权和可能势的反导作战方案评估

针对反导作战方案评估的现实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阶段权和可能势的方案评估方法。首先,在分析现有军事方案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方案分段动态评估思想,并设计了阶段权度量公式;然后,构建了作战方案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相对确定可能势、相对乐观可能势、相对悲观可能势和广义势等度量,对反导作战方案评估方法具体环节进行了设计;最后,结合举例,对所提方法及其关键环节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证明:所提方法不仅能有效解决反导作战方案评估问题,而且有助于指挥员做出带有偏好信息的优选决策。

地区官员腐败会恶化股价崩盘风险吗

本文考察官员腐败对所在地区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我们以2004-2014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①地区官员腐败加剧了该地区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②地区官员腐败是通过加剧企业内部代理问题、恶化企业内部信息质量从而提升股价崩盘风险的；③改善公司外部信息环境、官员政治晋升和中央反腐行动都能够有效缓解地区官员腐败的这一负面效应。本文的结果丰富了官员腐败微观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表明政府强化反腐力度能够改变官员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从而有效应对腐败导致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扭曲的不利后果。

旗袍外廓型变化与流行内衣的关系研究——以英国V&A博物馆的几件旗袍藏品为例

以世界著名的艺术设计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V&A)所藏中国旗袍实物为例,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女性旗袍的外廓形及其他特点变迁,并结合其间中国女性内衣所经历的三个典型阶段(束胸阶段、天乳阶段和夸张阶段)及所穿内衣的明显变革,探讨旗袍与内衣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其外轮廓造型与流行内衣的密切关系。即20世纪20年代女性的束胸习俗造就了旗袍平直宽大的外部造型;20世纪30年代"天乳运动"后的健康内衣,勾画出了旗袍流畅自然的外轮廓线;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旗袍,则在西式流行内衣的影响之下呈现出非自然的夸张外轮廓。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身体意识及内衣穿着,对旗袍流行款式的影响。

中国近代三次禁烟运动之比较

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 ,因此 ,中国人民曾多次掀起全国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有三次 ,即林则徐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和国民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这些运动发生的国内外背景、禁烟措施、效果以及民众的表现 ,都有不同。虽然 ,这些运动终未能彻底解决烟毒问题 ,但经验教训却可供后世借鉴。

飞机发动机进气管热气防冰研究

针对"飞鹰"无人机发动机在运行状态下进气管结冰的问题,运用数值方法求解进气管水滴撞击特性。对发动机进气管模型进行简化,并在对发动机进气管流场计算的基础上,采用欧拉-拉格朗日方法,得到水滴的运动轨迹。进而确定水滴对发动机进气管表面的撞击特性参数,为"飞鹰"无人机发动机进气防冰系统设计提供支持。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论战前江苏省基层官员在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作用

在战前江苏省的禁烟禁毒运动中,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造成了基层官员的滥举和滥捕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