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右派与尹锡悦政府关系

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韩国保守派势力时隔五年再次执政,韩国政坛和社会日益倾向保守化。尹锡悦政府保守主义色彩根植于韩国新右派的发展,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新右派在政治层面重视审议民主,经济层面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尹锡悦政府作为新右派势力代表,不仅意识形态上继承新右派理念,而且人事安排上也重用新右派核心人物,致力于形成思想统一的政策制定团队。外交政策上,尹锡悦政府着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所谓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尹锡悦政府的新右派色彩对地缘政治及中韩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施政效果也受到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

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末,欧洲共经历了四次移民大潮,使欧洲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大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并没有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而成为边缘性的少数民族群体,因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移民社会问题和移民政治问题。欧洲极右翼政党及时抓住了选民关心的移民问题,高举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大旗,赢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从而在西欧国家的政坛上异军突起。

论“反右”、“文革”题材小说的主题嬗变

2000年前后,文坛涌现了一批叙写“反右”、“文革”题材的小说,这批小说相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反思”小说而言,有着重大的突破。它们不再以再现历史为终极目标,而开始从历史反思走向人性探究,具有明确的现代性追求。文章试图从历史、人性和小说观念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从整风转向反右原因何在——二论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

从整风转向反右发生在 1 95 7年 5月中旬 ,其根本原因在于 ,整风鸣放中社会各界对党的缺点错误提出的尖锐批评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化诉求、民主党派中活跃分子基于参政的欲望而提出的各种要求 ,均大大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 ,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改变整风的初衷 ,作出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造反”的论断 ,并下决心开展反右运动。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

195 7年的反右派斗争极其严重地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把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 ,作为敌我矛盾处理 ,把广大知识分子都划进“资产阶级”的范畴 ,打入了“另册”,这就直接地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窒息了言路 ,助长了“左”的情绪发展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危害。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表现及其原因探析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便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在如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犯了系统的右倾错误。解读王明的右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及产生这些右倾错误的原因,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日本价值观教育服务于本国发展的方式探究

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国内长期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坚持和推行忠于国家、服从集体的价值观教育,以达到广大民众服务于国家意志,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目的。这种价值观教育从日本自身来说,能够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整合民族力量,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但其价值观教育的右倾化转向给社会思潮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及亚洲邻国的警惕和重视。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 ,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 ,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 ,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 ,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 ,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 ;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

秩序与渐进——中国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

"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制可以毁灭社会主义,右的全盘西化式的法制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绝对不能走向现代法治,休克疗法式的市场经济也不能带来现代法治;思想道德建设离不开法制保障,而法治的运行也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支撑;现代法治既要保障穷人的基本利益,又要维护富人的合法利益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中国依法治国主要有五大内容,其关键是实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良性互动、集中能力办大事和防错纠错能力的双重提高。秩序与渐进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法治是一种时代性和地方性知识。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日本右翼势力论纲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战前"60年"划出了一道"孳生""膨胀""肆虐"的祸世劣迹,致使中日两个东亚大国长期交恶和战争,而且在战后"60年"又清晰地留下了一条"削弱""复活""抬头""蠢动"的复活轨迹,再度将已修秦晋之好的中日关系推入了低谷,其两个"60年"可谓一脉相承。如何排除日本右翼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干扰,进而确保亚太和平特别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无疑是摆在亚洲人民特别是日中美三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阅读梁思成之六 新中国建筑运动与梁思成的思想改造:1956-1957

毛泽东于1956年5月发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1957年5月发动的"整风"运动,激励了梁思成和大批建筑师们针对建筑学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大胆发言。然而.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动的"反右"运动,将建筑界的活跃言论全部扼杀。梁成为建筑界"反右"的中心人物,而大量曾积极发言的建筑师们则被打成"右派"。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 ,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 ,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 ,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 ,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 ,由于历史的原因 ,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 ,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 ,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 ,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 ,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 ,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 。

刘白羽和丁玲关系考论——从《心灵的历程》谈起

《心灵的历程》是刘白羽的长篇回忆录,该著多处记述了作者与丁玲交往的种种细节,从中可以看出刘白羽与丁玲的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友谊的建立——友谊的摧折——友谊的恢复。刘白羽与丁玲相识于1937年冬抗日烽火中的山西汾河前线,在战争岁月中建立了纯真的革命友谊。但是在1955的胡风案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丁玲遭到以刘白羽为骨干力量的中国作协的大力批判,两人的友谊随之破裂。到了19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刘白羽向丁玲表达了忏悔,两人最终握手言欢,恢复了原来的友谊。刘白羽和丁玲友谊发展变化的历程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其个人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其关系的变化历程折射出历史的风云变幻。

交心运动与反右运动辨析

目前很多学者把交心运动视为反右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交心运动是指1958年3月至7月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而反右运动则是指1957年6月到10月前后的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目前学术界对反右运动的研究已相当成熟,而对交心运动的研究则尚处于起始阶段,对于交心运动的相关研究还有待于拓展和深化。

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以雷海宗为中心的考察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批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被定为“右派”,遭受斗争和批判。在整风和“鸣”、“放”期间,围绕着在学术领域里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等问题,雷海宗发表了不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被定为全国史学界的右派典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它对新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后安倍时代日本军事大国化追求与对华博弈加剧

推进军事大国化,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和地缘政治安全压力,成为“正常国家”,是后安倍时代日本最核心的政治议题。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通过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强化日美同盟,以及修订“安保三箭”等策略,实质性地推进军事大国化目标。在对华关系上,日本继续利用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牵制中国,提升对华博弈能力;联手美西方国家,多维度加剧与中国对抗。

“反右派”运动中的《诗刊》

《诗刊》在1957年1月创刊,半年后就遇到了"反右派"运动。《诗刊》积极配合这场运动,发表了不少内容单调、空洞的作品,一些负责人和编辑也被错误打成"右派"。在当时很短的时间内,《诗刊》的编辑方针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相对自由和包容,转化成为政治服务、跟随政治的取向。这种政治性的批判对很多诗人和《诗刊》的冲击及影响是深远的,很多诗人被迫下放劳动,政治、工作、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期得不到改正,不但影响了这些诗人自己的创作,而且对其他一些没有遭受打击的诗人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带来了长期的危害。

当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2年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政治思潮急剧右转,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领导人公开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积极实施价值观外交,大力增强军事力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在于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和美国的扶植,现实背景则是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将加深,东亚一体化进程将遭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