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的命运共同体,其理论渊源有四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平等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独立解放理论的吸收与继承;三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四是对近代国人“中华民族观”理论的发展与践行。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有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对当下留有诸多启示,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靠我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析,有利于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谣言的治理及其经验研究

谣言作为一种为达到特定目的而有意捏造的虚假信息,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中国汉奸、亲日派和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制造和散播政治谣言、军事谣言和社会谣言,妄图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打造阵地,引导舆论导向;广邀记者,冲破新闻枷锁;正面回击,还原事情真相等一系列“组合拳”破除谣言,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为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深入总结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治理谣言的主要做法及成效,既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先后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不仅取得了人类反贫困史上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取得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方案,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周恩来与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塑造

政党形象关乎党自身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更关乎党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鉴于抗战形象的时代性及抗战时期周恩来所承担使命的特殊性与艰巨性,研究周恩来对于中共抗战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具有较高的价值。全面抗战初期,周恩来通过理论建构与亲身实践,成功塑造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坚守者、持久抗战的实践者、统一战线的维护者和国际抗战的倡导者形象。深入总结周恩来塑造与传播中共抗战形象的策略和方法,有助于深化对政党形象塑造的理解,并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重要参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探析

新时代,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聚焦增进民生福祉、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科学回答了“为何扶、扶什么、怎样扶”的基本问题,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丰富、是对中华文化反贫智慧的创新转化及对当代贫困问题深刻思考的不断生成和发展;我们党在推动反贫事业的发展中,体现出党的领导的政治保证、走好群众路线凝聚力量、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策、注重科学发展注入动力等显著优势;这一理论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不返贫,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助力世界反贫事业成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试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结构和基本特征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建立健全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特征和关键举措。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重点,将制度建设贯穿反腐败斗争始终,以“预防-发现-惩治”为制度框架,逐步构建起了重点突出、体系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一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提供了坚实保障。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基于《新华日报》相关社论的分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使民生问题日益严峻。《新华日报》涉及民生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战时民生观。在对待战时民生的问题上,《新华日报》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与民生并重。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生计问题,《新华日报》根据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困难提出合理改善方案。针对影响民生的物价、失业等突出问题,《新华日报》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中国共产党战时民生观的指导下,根据地的民生建设比较优势明显,其实践也为中国共产党有效开展民众动员、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产生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新中华报》经济动员研究

《新中华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是开展经济动员的重要媒介载体。由于陕甘宁边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政府的双重封锁,中国共产党利用《新中华报》开展经济动员,形成了“号召—响应”的独特动员机制。《新中华报》通过宣传先进事迹、数据对比、报道展览会等形式动员群众踊跃参与经济建设。《新中华报》经济动员工作的独特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战时动员的有益探索,为新时代党推进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启示。

叙事与呈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实践

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中,中国共产党以抗战革命话语为核心,采用“图像叙事”“精英叙事”“他者叙事”的形式,使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不断渗入国际社会。在认识到图像叙事的宣传动员功能后,宣传工作者利用视觉化的表达方式,加速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模式的更迭。政治精英叙事则在起到宣传动员的同时,把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革命动员服务的“宣传新人”,二者持续对外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抗战革命的正当性意蕴。他者叙事更是让异质文化下的他者,在“革命化”的舆论场中形成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具身性认知”的前提下,实现对国外民众思想层面的舆论引导。

《向导》周报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帝宣传

打倒帝国主义是国民革命的首要斗争目标,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向导》为主要阵地,向中国民众广泛传播反帝爱国思想,持续进行反帝宣传。《向导》在创刊初期便展开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以此促进国共合作,并确立了自身的反帝初衷。国民革命启动以后,《向导》从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国民联合和以联俄为基础的国际联合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策略,推动了国民革命浪潮的发展。随着国民革命历史进程的演进,《向导》的反帝宣传也经历了由温和向激进的转变,并最终号召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民族革命。《向导》凭借其坚持党的领导的优良作风、服务革命的办报方针、丰富多样的栏目设置,成为中共早期进行反帝宣传的重要阵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其创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并不断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为进行廉政建设,从健全法律法规、实行精兵简政、加强思想教育、发展民主政治等四个方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积累了宝贵的廉政建设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太行抗日根据地妇女党员队伍建设初探

妇女党员是中共党员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党开展妇女工作依靠的中坚力量。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将动员和发展妇女党员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始终关注着妇女党员的成长和发展。根据地发展妇女党员有特定的入党标准,同时根据地也关注到了妇女党员群体的特殊性,适当放宽妇女入党条件,提高妇女党员比例,完善党员队伍结构。在动员培育过程中,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同妇女团体一道,组织进行多种教育,提高妇女党员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各方的鼓励与支持下,根据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党员,她们在战争前后方作出突出贡献,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全面研究根据地妇女党员培养体系,对于当代妇女党员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越共十三大以来政治改革、意识形态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动向

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研究其新动向、判断其发展趋势,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仍然遵循着“小步快跑”的改革节奏。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更大幅度的改革,对其中心任务进行调整,行政机构更加精简和高效,地方的改革进一步提速。在意识形态方面,越南共产党高度重视并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从越共十三大报告及越共十三大以来的举措来看,越南对意识形态工作从政策、人事和思想3个方面加以强化。在反腐败斗争方面,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从“高压反腐”和“积极防腐”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维持此前的高压反腐败态势;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健全反腐败体制,把反腐败与反消极相结合。可以预判,越南政局将“偶尔有波动,总体稳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执行能力更加高效及政治生态更加清朗将是发展趋势。

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引领下推进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

习近平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党提供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指导构建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重要战略思想。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坚守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永恒课题,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是自我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准尺度,规定了自我革命的实践向度。一体推进“三不腐”反腐败斗争是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引领下的反腐败体制机制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依法依规严厉惩治腐败,强化“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坚持完善反腐败法规制度,健全“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巩固“不想腐”的自律机制和思想道德防线;坚持系统观念,完善“三不腐”贯通融合的有效载体。

滇南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影响

滇南抗战坚持五年之久,最终取得了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胜利。滇南战场虽是以国军为主力,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多次派人进入滇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滇南个旧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共产党人朱家璧,在滇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影响下,滇南地区各族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参与了抗战,李公朴到滇南进行了积极活动,他们都为滇南抗战作出了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国民党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的大背景下,与日本侵略者在隐蔽战线上展开的抗战活动,包括抗日策反宣传、搜集日伪军政情报和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等方面。东北地下抗战与公开的武装抗战互相配合,在日伪统治严密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主体身份的建构--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根据地组织抗战,受压迫最深的农村妇女既是亟待被解放的对象,又是潜在的抗战主体力量。如何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建构起她们的社会主体身份,继而激发伟大的女性力量,是共产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经历启蒙、赋权、困境及调整之后,共产党探索出了劳动生产与改造家庭相结合的农村妇女解放路径。至此,在抗战语境下,农村妇女寻到了合适的载体与空间,不断构建自己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身份,为抗战胜利和妇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儿童团的价值观塑造及当代启示

抗日儿童团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抗日儿童团进行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积极引导儿童团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的抗战信念,重视对儿童团进行阶级教育以塑造革命意识,组织儿童团体验和参与集体生产方式和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班人,抗日儿童团团员对党和党的儿童组织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抗战胜利做出积极贡献。全面抗战时期党对抗日儿童团的价值观引领为新时代党对少先队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提供经验启示,为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重要借鉴。

情报、斗争与护送: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活动考实

铁道游击队存在于1938年至1945年,经历了以搞情报、武装斗争和护送干部为中心任务的三个时期。因为搞情报的需要,有了铁道游击队的前身情报站,有了鲁南铁道队的秘密成立和发展。铁道队公开活动后,1940-1942年以武装斗争为主,劫火车获取物资、破坏铁路袭扰敌人、配合主力开展反扫荡斗争,打了一些漂亮仗,但也招致敌人的报复。1942年后,铁道队的工作中心转为保住交通线、护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熟悉火车等优势,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在铁道队的斗争历程中,因为搞情报、护送干部多属常规工作,所以未受到队员和后来人的充分重视。实际上,这两项常规工作的实际贡献非常大,也更能全面展现铁道游击队的独特作用和实际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