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的历史定位及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关系

1928年初爆发的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次正规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暴动。湘南起义不仅再度点燃了建军建政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烽火,而且湘南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聚拢三支革命力量共同接受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探索。

论杨靖宇河南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就通过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点燃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斗争之火,揭开了鄂豫皖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过程中,杨靖宇践行和丰富了我党关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杨靖宇的革命生涯来说,河南和东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河南和东北的革命经历都是杨靖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杨靖宇在河南的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苏区历史的重要内容。

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和移营问题研究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一度攻克湖南醴陵、浏阳等城镇,但随后迭遭失利,不得不退至浏阳文家市,并经萍乡、莲花、永新等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途中,即9月24日,秋收起义部队抵达萍乡东部重镇芦溪宿营。学界对于秋收起义部队芦溪宿营这段史实研究不多,且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争议。爬梳史料,可以发现部队24日下午3、4点抵达芦溪街,下午6点左右已扎营完毕,因获知敌情而连夜转移至“芦溪南面的山地”宿营,移营过程比较艰难,但部队却得以安全宿营。芦溪宿营和移营,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早期实践,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雏形,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北魏六镇的设置及影响

北魏前期,在北部边疆设置了6个军镇,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称为“北魏六镇”。六镇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备柔然南下的侵扰,拱卫都城安全,以补长城防御的缺漏。六镇在北魏的北部防御体系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六镇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其民族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边疆开发。孝文帝时期,北魏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六镇的军事地位下降,镇民的身份地位也随之降低,社会各阶层矛盾不断加深,最终爆发六镇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军人集团,后来成为影响北魏政局的重要因素。六镇的瓦解间接导致北魏政权的结束,六镇成为结束北魏统治的关键所在。

杂质锌对顶吹炉铜熔炼系统的影响

鉴于杂质锌对顶吹炉生产中产品质量和生产率的不利影响,系统研究了入炉精矿中锌含量对铜熔炼顶吹炉系统冰铜、炉渣、烟尘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入炉精矿中锌的平均品位由0.88%上升至3.59%:冰铜中锌含量由0.68%上升至2.16%,不利于后续降低吹炼渣及精炼渣中铜含量;电炉渣中的锌含量由2.02%上升至5.80%,将导致更多的含锌铁尖晶石固相在高温下析出,使炉渣熔化温度出现升高趋势;上升烟道烟尘中锌含量增至3.34%,含锌物相增加将引入高熔点、高黏度锌铁尖晶石,诱发半熔融状或致密坚硬的结瘤物产生,难以破碎清除;电收尘系统烟尘率由0.96%提升至6.88%,烟尘中锌含量由4.25%增至8.44%,增加电收尘系统负担,降低除尘效率。

论南朝吴会地区的戍与戍主

戍是南北朝时期存在的一种军事单位,多设立在边境地带或内地要津、都邑,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南朝诸政权设立在统治腹地吴会地区的戍规模大小不一,有常设和临时之分,具有扼守交通要道、镇压内部反抗、防范并打击边海寇盗等军事职能,但与边境地带的戍主侵夺太守权力、兼管地方民政财政相比,吴会的戍没有税收职能,戍主不具备干涉地方财政的权力,且基本上是单任,不兼它职。吴会的戍内部有等级之分,戍主与中央朝廷、地方州郡县各级政府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1928年阜阳武装起义称谓问题新探

1928年4月9日由中共皖北特委领导和发动的阜阳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这次起义的称谓,文献中有“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皖北暴动”“阜阳暴动”“四九暴动”“四九起义”和“阜阳起义”等多种表述。当下党史著作和宣传教育中广泛使用的“四九起义”称谓没有遵循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称谓“地名+起义”的一般原则,不利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使用“阜阳起义”这一称谓,既体现了称谓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拓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过程考论

南昌起义爆发前夕,郭沫若正随军北伐,任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其时他已经扯起反蒋大旗,并对张发奎未能东征感到失望。待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第一时间要求参加。郭沫若提出的理由较有策略性,再加上张发奎一向有“倾向共产党”的态度,遂得成行。1927年8月3日,郭沫若从张发奎的部队中出发,与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历经波折。对于这段历程同行人员后来的回忆差异较大,目前各种研究文献对此事件的描述,矛盾与模糊之处也甚多。综合分析围绕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客观”复原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同时也能看到,事件“主角”的回忆比旁观者的回忆更加可靠,其中对历史细节回忆和描述最为详细的史料价值最高,自传式记述往往又比口述历史更可靠。

平江起义的政治伦理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平江起义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蕴甚为丰富和深刻,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伦理理念。不仅一切为了人民,是平江起义之所以爆发的伦理动因,而且一切依靠人民是平江起义得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平江起义所秉持的这一政治伦理理念,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伦理立场。不仅平江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为核心的党组织在平江起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平江起义所坚持的这一政治伦理立场,也是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所应坚持的政治伦理立场。三是酷爱自由、勇于斗争的政治伦理精神。平江起义所彰显出来的反抗暴虐的斗争精神,正是“酷爱自由、勇于斗争”政治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继承和弘扬平江起义的这种政治伦理精神,对于我们应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秋收起义旗帜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1927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面对中国革命谁主沉浮的时代之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抛弃国民党的旗帜,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伟大抉择。秋收起义也是党独立领导工农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的伟大起点。秋收起义的伟大实践孕育了坚持真理、引领方向、开拓创新、人民至上的伟大旗帜精神。新时代应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明史料中关于白莲教徒叛逃土默特部分问题辨伪

明嘉靖年间,明蒙边境因绝贡事件导致冲突升级,最终酿成庚戌之惨剧。而将明蒙关系推向不正常化的关键因素,则来自于叛逃至土默特地区白莲教众的唆使与挑拨。《世宗实录》《万历武功录》《赵全谳牍》《云中处降录》等史料对这段历史均有描述。吕明镇起义作为大同地区白莲教徒外逃的历史起点,在起义时间、参与人员以及外逃原因方面上述文献记载各有不同;而弟子赵全作为嘉靖中后期推动明蒙冲突升级的重要人物,承继师命潜伏隐蔽,秘密煽动教民反叛,事发被迫入蒙描述,文献史料记载大相径庭。以文献资料对比和史学理论分析,来初步对吕赵等人物及事件进行甄伪辨析。

两当起义的历史定位与意义

两当起义是根据中共中央陕西省委陕北特委指示精神,吸取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在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具体策划和组织的一次以创建工农红军走井冈山道路为目的的兵运工作的范例。两当起义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两当起义揭开了以创建工农红军走井冈山道路为目的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轮武装起义的序幕,体现了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萌芽——以1927年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例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重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推动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早建立的大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建立当时的上海人民民主政权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与那时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制度齐名,共同形成中国近代最早的“三株珍贵”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今天,有必要寻根溯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制度,为完善当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有益的资源。

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历史地位及时代价值

95年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生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以及湖北省东南部。它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道,并列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三大起义”。起义军不仅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军旗,更重要的是在浏阳县文家市镇转兵南下,成为进军井冈山开创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新道路的起点。毛泽东等先驱者们留下来的精神品格:忠于革命的信仰、实事求是的态度、勇闯新路的气概、团结奋斗的作风,正是秋收起义传至今日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论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过去九十五年,但是,这次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的重大贡献,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回顾这段苦难辉煌的革命斗争史,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毛泽东在领导此次起义中所体现的“坚定信念、勇于担责、坚持斗争”“联系实际、深入调查、务实求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敢闯新路”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所体现的独特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大力弘扬与传承。

论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建军精神的基本内涵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一次重大历史抉择,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一次挽救革命、创造历史的英雄壮举,一段艰难、英勇的奋斗历程。建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孕育出来的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听党指挥、紧跟党走;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坚韧不拔、血战到底”为核心内涵的伟大精神。

黄蔡交谊与清末民初政局

黄兴和蔡锷在日本留学期间,因参与革命实践活动相识相知。嗣后,黄兴在领导东南沿海反清武装斗争时,蔡锷配合默契,暗中予以支持。武昌首义后,两人此呼彼应,黄兴领导的阳夏之战刚刚开场,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旗开得胜。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在反袁护国战争中,黄兴流寓美国,幕后策划反袁斗争方略;蔡锷则在云南前线亲自领导护国战争,彻底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黄兴和蔡锷在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伟大斗争中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对清末民初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奠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

《红灯》周刊的革命动员活动研究

通过梳理《红灯》周刊的办刊实践,探讨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的动员作用。文章基于对《红灯》周刊办刊过程和刊文内容的考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办刊实践与革命中心工作的关联,包括引介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革命主张,鼓励民众参加革命,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指出《红灯》周刊通过办刊广泛而深入地开展革命动员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的革命活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综述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大幕,这一伟大事件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关键时刻,发源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建军精神应运而生,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了崭新内容。学界对建军精神的研究,始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一批国家和省级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和相关学术论文的刊发,并在纪念八一南昌起义95周年暨伟大的建军精神研讨会上形成一个阶段性高潮,主要集中在建军精神的形成过程、内涵界定、价值意义等层面,开辟出中共党史和革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但由于缺乏将建军精神融入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去总体把握;缺乏将建军精神置于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中作比较研究,尤其是与伟大建党精神关系的探讨;缺乏将传统的革命史研究优长范式与“新革命史”理论、方法相结合,为凝练建军精神内涵、特征等提供有效支撑,因而建军精神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建军精神的研究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方法,从社会维度、价值维度、人文维度深入研究,反思过往对人民军队精神研究的得失,迅速改变因建军精神研究起步晚而滞后于伟大建党精神以及其他革命精神的状况,以期科学界定其内涵和特征,推动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发展。

南昌起义题材影视剧的叙事艺术探究

南昌起义题材影视剧,对内涵深刻的“建军精神”在宏大叙事中进行了诠释。在叙事模式上传承了中国史传文学“踵事增华”、在戏剧冲突中塑造人物及“互现法”等优良传统。在叙事技巧方面,一是大量采用全知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二是运用因果式线性结构模式。为消除“麦当劳化”影响,避免同类影视剧的题材和情节的同质化,南昌起义题材影视剧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在影视艺术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