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发、多发,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上游犯罪查证困难、行为以提供“两卡”为主、违法所得与涉案数额差异巨大、处罚结果呈“轻刑中的重刑化”等突出特点。有效推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治化治理,应当从司法打击、司法认定和司法治理三个层面探究:司法打击层面存在当严未严、该宽未宽的偏差,应突出打击重点、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认定层面存在对“明知”、“为其犯罪提供帮助”、“支付结算帮助”的扩张倾向,应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司法治理层面存在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办案机关工作延伸不够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欠缺联动思维的堵点,应推动溯源治理,从强化多元普法、加强源头监管、加强协同联动方面,着力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

公安机关应对扫黑除恶负面网络舆论策略研究--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随着“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的兴起,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与多样,网络平台已经成为传递信息、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其中扫黑除恶案件具有高度特殊性,极易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形成舆论场,引起网络舆情危机,目前国内关于涉警舆情方面的研究涉及扫黑除恶领域较少。文章通过分析“唐山烧烤店打人案”案件网络舆论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加强追逃工作力度与特殊人员管理,提高依法治网公众参与度,增强公安机关网络话语权,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等应对网络负面舆论的策略。

Sex Trade Crackdown

A full-scale crackdown on prostitution swept over China in February. The operation, which began in Dongguan, a city in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known for its notorious sex service industry, came following an expos~ by state broadcaster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in early February. An undercover journalist videotaped ＂beauty pageants＂ in Dongguan with a hidden-camera, featuring prostitutes and strippers in some of the city＇s hotels and karaoke clubs.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精准化研究——兼评《反有组织犯罪法》之立法承接与适用导向

在立法规制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制度经历由抽象变具体、由程序辅实体的长期法治化演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涉案财产没收规范的制定提供经验借鉴。在司法适用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在整体上表现出财产甄别、证据收集、救济程序等三方面的适用难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财产认定与处置独立成章提供现实契机。《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承接过往有组织犯罪财产处置经验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有组织犯罪财产没收制度体系化发展。在《反有组织犯罪法》实际适用阶段,须对举证责任倒置妥当性、财产没收质证必要性、没收范围认定具体性以及财产救济赔偿全面性保持检视审思态度,为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提供精准化指导。

从危局中挽救中国革命:毛泽东领导巩固陕甘根据地的历程及作用

长征期间,张国焘公开挑战中共中央权威,导致红军公开分裂,使毛泽东遭遇中国革命“最大的困难”,也导致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局和困难境地。中共中央抵达陕甘根据地之际,根据地外部正遭遇国民党规模空前的“围剿”,内部“陕北肃反”也在恶性膨胀和蔓延。这导致陕甘根据地出现严重危机。毛泽东抵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投入根据地反“围剿”工作,化解了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给根据地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及时介入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制止了肃反进一步膨胀和恶化,保全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党政军干部。这为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土地革命时期,陕甘根据地的存亡事关中国革命成败。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扭转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期间被迫不断转战的窘境,为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保留了硕果仅存的“落脚点”,也为中国革命复兴提供了重要根据地。毛泽东在领导巩固陕甘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大而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重要范例。

新型传销犯罪的打击与预防对策

近年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传销犯罪逐渐演变为新型传销犯罪,对于新型传销犯罪的打击刻不容缓。新型传销犯罪手段的升级,使得侦查活动存在线索发现难、电子证据固定难、侦查协作难等问题。对此,应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做好电子证据固定、提升专业素质、加强协作能力,形成对新型传销犯罪打击的新对策。同时,为了积极预防新型传销犯罪,应当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监管、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加强宣传教育,形成有效的预防对策。

中国足坛扫黑打假风暴背后的法律思考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足球界的"假、赌、黑"等现状进行分析,指出了足坛的"人治"、"运动式执法"等不良现象,进而探讨中国足球的发展靠的是法治而不是自治,运动式执法治标不治本,足球的发展必须回到依法治球的长效法治途径上来。

毒品犯罪严打整治行动理论反思与对策革新

严打整治行动是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的集中体现,区域性、阶段性、目标单一性严打行动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就短期效果而言,严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特定区域的毒品犯罪;就长期效果而言,毒品供应市场与消费市场日益扩大,毒品犯罪愈加猖獗。反思严打整治行动的理论基础,威慑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皆以个案为起点,据此,严打整治行动亦以个案为打击目标。事实上,在遭受司法打击时,受供求法则支配的毒品市场以其自身的适应与反馈机制减弱严打行动威慑效果。我国应确定降需减供的对策路径,综合运用刑事手段与社会手段,结构性创伤毒品市场,减少毒品社会危害。

ZS-45多功能植树机的研制

荒漠化是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之一,植树造林、种草恢复植被是目前防止荒漠化的最有效手段。为此,设计研制了一种ZS-45多功能植树机。该机具有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工作可靠等特点。实验结果表明,该机作业速度为2～6km/h,有效度≥85%,作业生产率≥1.8hm2/h。

《反有组织犯罪法》下软暴力的意涵解读与规范性限缩

软暴力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续造的方式进入到了刑法体系当中,但其内涵依旧含糊不清,其与刑法现有相关概念间的关系亟待理顺。通过分析《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最新规定,可以明确软暴力彻底摆脱了与有形暴力间的关联,能够独立成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基于概念创制的实际功用,可以得知软暴力既不是包含了威胁的上位概念,也不能与威胁等同视之,而是一种威胁所通告的恶害。软暴力作为类型化思维的产物,要想进入规范性概念的行列还为时尚早,目前仅能将其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把握,掌握其“能够产生心理强制力的滋扰”这一核心特征。在刑法的规范体系中,要想更好地发挥软暴力这一类型对司法机关的提示作用,则需要对其现有意涵进行限缩。具体而言,既需要将刑法已有的行为类型排除在软暴力的意涵之外,也需要依据其核心特征建构规范性的限缩规则。

不同预应力下锚头振动特性的测试分析

预应力锚杆张力的测试一直是工程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测试方法较多,其精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试图运用无损检测方法探讨锚索的长度,瞬间激励的大小与锚杆不同预应力的影响关系,对相应的工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探讨

千变万化的犯罪态势与稳定、自治的刑事程序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国家进入法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难题。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是:在司法系统保持半自治半开放的状态下,政策与程序制度、规则进行良性互动,按照“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设计诉讼程序,以此维持司法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程序能力。这种刑事政策法律程序化的思路有其独到价值,同时也难免产生另外的弊端。笔者在尽可能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就政策与程序的互动在我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初步探讨,尤其关注了“严打”程序化问题,以期从程序法的视角找出拥有正当性的犯罪治理模式。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论“扫黑除恶”中的没收犯罪工具

犯罪工具的认定标准宜采直接专门说,'扫黑除恶'在贯彻该标准时应注意区分'黑'与'恶'不同的组织程度.非直接用于具体犯罪的财物,有证据证明用于'维系犯罪组织生存、发展'方能认定为犯罪工具.没收犯罪工具应当树立刑事没收不得侵犯善意第三人合法财产权的原则,'扫黑除恶'没收犯罪工具应注意保护黑恶势力所开办企业的纯商业合作方的合法权益,并对善意第三人的认定采推定规则.'扫黑除恶'在没收大宗财物时基于'严打'刑事政策和特殊预防目的,没收犯罪虽受比例原则的限制,但在比例原则的弹性幅度内明显重于普通刑事犯罪.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没收财产刑与特别没收的适用

严打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刑事政策的共识。打黑过程中存在没收财产刑适用标准不清、违法所得认定标准模糊、犯罪工具认定过宽等问题。应当对《刑法》第五十七条进行限制解释,准确认定违法所得,严格限定犯罪工具,明确没收财产刑适用的具体标准。

以刑事替代责任遏制食品安全犯罪之我见

刑事替代责任是指被告人虽然没有罪过,但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地位或职位,要对其他人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犯罪日益猖獗之际,在《刑法》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引入刑事替代责任,具有现实意义和刑事政策基础,并且在理论上也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暴力恐怖活动的防范与打击

近年来,暴力恐怖活动表现出"东突"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有组织和有预谋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气焰嚣张、手段残忍等特点。在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中,要强化反恐意识,注意斗争策略,先发制敌,切实加强情报信息工作、群众性的防范工作和重点地区的预防工作,尽快制定完善的反恐法律。

近年来我国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打击与惩治研究

黑恶势力犯罪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特殊类型犯罪。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如何系统深入地治理社会黑恶势力,成为考验和提升党和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该类犯罪难以根治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社会治理也应该坚持综合治理、多措并举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