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的禁烟举措与对外认知

林则徐受命前赴广东禁烟,不仅是一项政治使命,也是一项经济、社会使命。抵达广州后的林则徐采取疾风暴雨式的禁烟举措,重治吸食、强令缴烟、力催英方交凶、驱离英人出澳、断绝与英商贸易,禁烟力度逐步加大;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由最初的缴烟妥协到反对具结、拒交凶手、海上炮击,态度越发强硬。林则徐断定义律的各种操作是想方设法支持私售鸦片,意在建立有利于英方的贸易体制。双方沟通上的障碍与不断叠加的矛盾,刺激了战事的爆发。林则徐对外认知也随禁烟进程发生渐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相信清朝有能力、有办法击败“英夷”,彰显了不惧强敌的斗争精神以及高尚的民族气节。

缩期禁烟:清末新政后期浙江地区的禁烟运动(1908—1911)

清末新政后期,由于国内外禁烟环境的变化,清政府采用了更为激进的禁烟策略。此前饱受鸦片流通之苦的浙江地区也开始积极执行浙江巡抚增韫“缩期禁烟”的策略,在一系列如增设禁烟机构、禁种鸦片、销售管制以及禁吸的措施之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长期的弛禁环境以及洋药税收让禁烟政策的执行在浙江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出现了财政捉襟见肘、官民对峙等不良后果,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地位,为辛亥革命在浙江的爆发埋下伏笔。

郑观应禁烟思想评析

郑观应的禁烟思想是其作为维新思想家对同光时期鸦片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世纪60—90年代,鸦片问题的新形式、郑观应自身的经历和对鸦片毒害中国的深刻认识,推动了其禁烟思想的形成。郑观应的禁烟思想主要可分为外禁和内禁两个方面,他还提出“欲内禁必先外禁”的方针。外禁思想以“鸦片战”为核心,主张弛禁罂粟种植、提高“洋药”税率和成立鸦片专卖公司;内禁思想力主清政府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举全社会之力共同解决鸦片毒瘤。其禁烟思想具有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为一种理论先导。

中国近代三次禁烟运动之比较

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 ,因此 ,中国人民曾多次掀起全国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有三次 ,即林则徐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禁烟运动和国民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这些运动发生的国内外背景、禁烟措施、效果以及民众的表现 ,都有不同。虽然 ,这些运动终未能彻底解决烟毒问题 ,但经验教训却可供后世借鉴。

论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禁烟是近代涉及公众利益的一项事务。192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的成立,体现了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结社自由。该会以《拒毒月刊》作为舆论调节机制,营造出政权系统之外的立言空间,并以拒毒运动周作为发动群众、领导禁烟运动的平台。就国民政府而言,无论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还是领袖孙中山的"拒毒遗训",都必须承担肃清烟毒、建设国家的任务。随着统治的稳固,国民政府亦逐渐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组织控制。毫无疑问,中华国民拒毒会成为其必须谨慎面对的公共力量。但平衡禁烟与财政的关系却并非易事。由于党国体制的设计,国民政府须以主角的身份控制禁烟运动的规模与节奏,故其一味强调领导权,极力控制民众行为,而忽视社会的禁烟需求与动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的失范。而中华国民拒毒会在与国民政府短暂合作之后,亦以解散而告终。

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论蒋廷黻的琦善研究

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再论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

川陕苏区创建之初,苏区政府暂时承认了鸦片的合法性。从1933年8月到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为止,戒烟措施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化。具体表现在:颁发《禁烟条例》,使戒烟运动有法可依;进一步完善戒烟机构;苏区首长亲自督导,发动全民参加戒烟运动;没收土豪劣绅的鸦片烟,将耕种田地与戒烟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形式新颖、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宣传戒烟运动。由于川陕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这就使得戒烟运动并没有完全根除苏区的烟毒。总的来看,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取得如期成效。

香港禁烟史论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鸦片贸易在香港长期存在,其形式由鸦片商从事鸦片转口贸易,然后港府授权私商经营,而后又过渡到港府鸦片专卖,均属垄断经营性质。其原因是港府将鸦片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英国政府及港府推卸鸦片泛滥的责任;港府辩称吸、售鸦片并非罪恶,危害有限;英国政府的禁烟立场不够明确和坚决。香港的鸦片业衰亡的原因是国际社会给英国政府和港府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中国内地的禁烟运动更是对香港鸦片业的衰亡产生了重要作用;最后,香港被日本侵占,英国丧失了对该地的统治权,只得终止鸦片贸易。

近代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评析——以中华国民拒毒会为例的个案研究

民国时期,中华国民拒毒会作为全国性的民间拒毒组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禁烟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政府禁烟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华国民拒毒会推动政府禁烟运动的历史考察,可以管窥民国时期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民间组织与政府积极合作,为民间组织发挥社会治理功能提供了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对政府政策的抗争与监督,显示了其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与强大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社会的发育。

抗战时期日本毒化河北实态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河北有计划地推行毒化活动,政策上存在从阳禁阴纵到强制毒化阶段性嬗变,其实质对鸦片实行统制配销,对毒品一贯纵容,结果使河北在烟毒的生产、贩售、吸食上愈加泛滥,给该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了极大危害。

近代民族主义与鸦片语境的生成

在中国近代史上,"亡国灭种"成为鸦片语境的核心表述。此观念的演变过程,体现了鸦片语境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契合。而"亡国灭种"的想象一旦形成,禁烟运动便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诉求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

烟毒回潮:20世纪30年代前期财税失序对禁烟运动的冲击

1928年末开始的禁烟运动,在中原大战开始前获得了初期成果。但由于各地军阀割据和外国势力干预,禁烟运动逐渐流于表面化,反复倾向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南京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间的对抗而导致的财税失序的背景下,鸦片成为新军阀筹集军费的重要财源,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强征鸦片税,保护鸦片运销和吸食以充军饷。即便是处于南京政权控制下的苏浙皖等省,也不能截断鸦片原料供给和无法阻止租界走私。禁烟运动反复导致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烟毒泛滥成灾,鸦片和毒品的巨大利益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重要根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禁毒成效探析

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毒化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近代中国鸦片烟毒的泛滥。中国共产党为使根据地成为抵抗日本侵华和消灭敌人的坚强堡垒,竭尽全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根据地的建设,其中禁烟禁毒就是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措施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对于抑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维护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安定团结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禁烟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制夷方略浅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在抵制列强侵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制夷"方略:抚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由于阶级局限,加之国势衰颓,"制夷"方略终难奏效。

论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禁烟与外交

近代中国,烟毒泛滥,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备受责难和讥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渐趋严厉,但租界及治外法权仍是制约禁烟的重要因素。国民政府试图利用禁烟收回民族利权,此举措虽未获成功,但国家形象却大为好转,国际地位亦明显提高,并成功地使日本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论析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在侵华日军的指使下出台了所谓的一系列禁烟法规,禁止禁烟机构控制以外渠道的鸦片及鸦片吸食器具生产、流通、消费。通过鸦片吸食、生产经营特许专卖制度,华北沦陷区形成以伪政权禁烟官署为龙头的利益链。华北伪政权各级禁烟机构滥用职权,名曰寓禁于征,以经济手段达到禁绝鸦片目的,实则明禁暗纵,以罚代法,敛取钱财,中饱私囊。在侵华日军以毒养战、以毒制华政策下,华北沦陷区烟毒泛滥,鸦片毒品成为日军从精神上灭亡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对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禁烟法规的分析,可以看到,禁烟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统治的风向标,禁毒问题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治乱,反映出社会心理和人心向背。

鸦片战争中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述略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多次侵袭台湾。邓廷桢、达洪阿、姚莹、王得禄等根据驻台清军装备相对低劣的状况,领导台湾军民制定了一系列守土保台的防御措施:避免与敌"决战海上",有效施行五项"严守口岸"的"守御之法",即"塞港"、"御炮"、"破其鸟枪"、"守城"、"稽奸民"。同时"募壮勇以贴兵防",广泛动员台湾军民积极备战并重创英国侵略者。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成功地保卫了祖国神圣领土,其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弘扬。

禁毒与纵毒:从日本对中国东北鸦片政策的二重性看其侵略实质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尚不敢悍然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公然实施鸦片侵略政策,遂使其对中国东北的鸦片政策具有互为表里的两个层面,具体体现为日本对"关东州"和伪满洲国实行具有禁毒与纵毒二重特性的鸦片政策。禁毒为鸦片政策之表,满足了日本美化自身形象,逃避国际舆论谴责,逃脱纵毒罪名的国家目的;纵毒为鸦片政策之实,体现了日本攫取殖民利益,实现侵略扩张的国家追求。这看似矛盾的两种政策之间交互作用,掩盖了日本对中国东北鸦片政策的毒化侵略实质,混淆了世人对这一政策侵略性质的判定,但也充分暴露出隐藏于其间的侵略实质。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湖北沦陷区的鸦片毒化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日军为了麻醉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削弱人民的斗志,掠夺沦陷区的经济,指使湖北各级伪政府在沦陷区实行疯狂的鸦片毒化政策。他们制定法律,通过"鸦片专卖"使销售和吸食毒品合法化,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民众吸毒,强迫民众种植鸦片。日伪的毒化政策,给湖北沦陷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广大民众在经受战火摧残和敌伪蹂躏之后,又饱受烟毒之害。

建国初期云南省实施鸦片禁种的措施及成效——基于档案资料的考察

云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及历史原因,历来是毒品泛滥尤其是鸦片种植的大省。在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中,云南根据中央政府和本省政府的相关禁毒法律法规,采取鸦片下种前的宣传预防与查铲、发展替代经济等措施,努力实现鸦片的禁种,取得良好效果。通过档案资料对其进行梳理和考察,既可从一个侧面佐证建国初期禁毒运动的具体内容,也可为当前云南省的禁毒工作提供一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