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规制的理据、模式与路径再探

鉴于彰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内在追求、维护认罪协商成果以及体现正当程序核心特征的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应当注意对上诉权的规制。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规制模式的建设,绝非向“无因上诉”模式或“有因上诉”模式的完全倾斜。基于厘清审判权法定边界、维系诉讼结构稳定性、减轻立法负担与防范条款含混情形的考虑,以“劝诫”为重心的上诉权规制模式将是颇具合理性的选择。借此,通过明确削弱负面效应、保护诉讼权益、维护认罪协商成果等目标,结合上诉审理形式、“上诉不加刑”原则、“全面审理”原则和发回重审制度的调适,上诉劝诫模式可为上诉机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探寻现实且可行的路径,实现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协商性正义的融合。

中国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之质疑——基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的检视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后,“案多人少”困境逐步显现,参照美国经验建立强制调解制度的对策受到立法机关、学界关注。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立强制调解制度曾面临重大争议,该院所披露调解率因统计口径偏差具有误导性。依照中国常用统计口径重新统计的结果表明,该院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情况较差且逐年恶化,显著低于中国现有制度成效。随着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环境逐年改善,上诉案件中当事人调解动机难以增强,实施强制调解很难取得良好实效。以美国“自由裁量型”强制调解制度为蓝本的制度构建方案,缺乏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有悖于中国沿袭的“规范出发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立法传统,不契合目前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发展阶段,故现阶段中国不宜建立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

超越“飞跃”: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变革与完善

建立并完善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是我国深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标志着这项改革进入到实质推进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飞跃上诉制度。但由于飞跃上诉审级的特殊变化,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人案矛盾突出、当事人上诉成本提高等问题逐渐显现。深化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改革,应设立高院层级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统一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厘清四级法院的职能定位,并在全国范围设立5—8个巡回法庭,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同时,应注重以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建设为引领,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专门化改革,完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探索专利无效抗辩制度,健全统一法律适用的保障体系,推动形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格局。

从判例法看欧洲商业方法专利申请的保护发展

除基本的欧洲专利公约(以下简称EPC)及其实施细则之外,欧洲专利局(以下简称EPO)上诉委员会判例法通过不断充实的上诉案例的审理过程和结果,动态、微观地体现EPO对于审查标准的调整和变更,展现了EPO对涉及商业方法专利申请的保护发展的历程。文章通过对一些经典判例的分析,展现欧洲对于商业方法审查模式的发展过程。

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的构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相关经验借鉴

为缓解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审判压力,提高处理此类上述案件的效率与准确性,顺应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相关做法和经验,构建我国专利等技术类上诉案件强制调解制度,实现专利等技术类上述案件的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的分立。从明确强制调解的启动阶段、限制强制调解的适用范围、设置强制调解的专门机构、选任多元专业的调解人员、规范强制调解保密性要求和实现与诉讼程序证据衔接等方面进行具体制度设置,并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修改,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指南,确保该机制在实践中得以顺利实施。

墓田上诉:一项南宋民间诉讼类型的考察

根据争讼标的不同,南宋社会中与墓地相关的上诉案件可大致分为侵占坟地所致争讼、墓祭田争讼、围绕墓地林木的争讼和与典卖田地山林相关的墓田争讼四种情形。透过这些案件,可以初步认识南宋墓田争讼繁多的缘由,并进而把握南宋民间诉讼的特点。

基于案例推理的合同诉求诊断系统研究

以合同诉求为对象,通过分析案例特征,利用案例推理的方法,采用Ajax技术开发基于案例推理的合同诉求诊断系统。将该系统用于法律事务,对于合同纠纷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乃至于法官对合同纠纷法律后果的判断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诉讼代理人和法官来说,将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运动员犯规特征分析

对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38个项目(不包括竞走和高度跳跃)、1000余名运动员各个轮次的犯规情况进行统计,并结合运动员的申诉及申诉结果对田径运动员犯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本届田径世锦赛共有617次犯规,其中田赛593次,径赛24次,正式提交书面申诉25例,男子和女子各项目的犯规在数量、性质方面的特征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之处。研究当今高水平田径运动员的犯规特征,有助于提高田径裁判员执裁的预判性,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减少错漏判率和申诉率,对提高我国裁判员的业务水平、树立国际良好裁判形象及争取后继国际高水平田径赛事承办权有实用意义。

外国宪法事例中的健康权保障

二战以后健康权被宣布为基本人权并写进许多国家的宪法,近30年来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健康权宪法事例。根据不同的标准,外国宪法中的健康权条款及保障健康权的宪法事例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中有些途径和方法具有开创性。健康权能否最终得到保障和怎么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态度和意愿。在法院倾向于提供保障时,即使宪法上的健康权条款缺乏直接可诉性,法院仍然有多种推理与解释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运用。

死刑案件被害人家属信访问题研究

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家属既难以通过量刑程序实现自己的复仇愿望,也难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赔偿,还难以通过司法救助机制获得充分的救助,这导致了被害人家属很难理性地对待刑事诉讼制度,进而采取信访甚至闹访等非常规手段来主张自己的诉求。为了兼顾死刑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审法院不得不面临死刑政策与民意之间的直接冲突。一审法院尤其是承办法官在死刑案件一审判决前后始终面临着信访带来的压力。为了妥善处理死刑案件被害人信访问题,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机制,并以此为契机,稳步、有序地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的探索与思考——以十八大以来若干重大刑事申诉案件为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政治风气转变,中央对公正司法日益重视,案件的申诉率和再审率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法治社会逐步建立的时代背景和反腐推动,为案件申诉、律师代理提供了可能。律师的专业性、团队力和协调性等特点,使申诉代理案件有较高成功率。同时,申诉案件的复杂性使申诉人离不开律师的帮助,律师更是司法机关纠正错案的重要依靠力量。逐步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除借鉴域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更要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在实体和程序上解决律师代理申诉案件的制约难题。

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 开辟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新境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职责使命与实践创新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标志着“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的重大改革任务进入实际运行阶段。新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重大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承载重大历史使命,必须强化司法主导、强化严格保护、强化激励创新、强化保护竞争、强化国际视野,切实履行统一裁判标准的职责,为我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现代化发挥重大作用。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个案研究的再认识——基于研究方法运用的视角

从研究方法运用的视角,采用文献法、归纳法,对四种典型个案研究的关键技术、理论诉求与存在的限度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对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个案研究再认识。个案研究的逻辑是进行分析性概括,它强调理论在概括中的重要作用。"关系个案法""深描说""类型比较法"和"扩展个案法"四种典型的个案研究不仅为个案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也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使用个案研究提供了知识积累,结合体育社会科学领域运用个案研究的四个实例,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如何使用个案研究进行理论探索。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赋予其上诉权。本文认为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纠错、防错功能,安抚、说服功能,平衡利益关系功能,保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功能以及维护司法统一适用等功能,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决定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性。

制度、法官与难办案件——从唐慧上访案等切入

在当下中国司法语境中,司法信任危机越来越凸显。从宏观上来看,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权利观念的冲击,同时社会结构变革加速,社会同质性降低。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国的一些诉求机制却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司法诉求机制与行政诉求机制并存,使得机构设置冗杂、行政权司法化,使得本该由司法机构来定纷止争的难办案件,更多的却由行政机关来审判或者干涉。这不仅导致了审判效率的低下和权力与其行使主体的不对称,而且促使行政权在逐渐侵蚀司法权。这固然是制度本身的结果,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法官在审判难办案件时处理不当的结果。以实用主义的审判思维为导向,重塑司法权威,进而促使行政诉求机制慢慢走向消亡。

关于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思考

加强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加强了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赋予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一些诉讼权利,但并未赋予其作为当事人最为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上诉权,从而影响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浅议刑事申诉的管辖及筛选机制

我国刑事申诉的受理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但在实践中,这种多头管辖的规定容易造成管辖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申诉人多门申诉、无人受理的不良结果。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个刑事申诉的筛选机制,并通过这个机制将冤假错案输入到再审系统。国外立法例中的刑事申诉筛选机制有三种类型:司法机关型、独立机构型和民间团体型。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在权力机关下设申诉案件复查委员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汉代奏谳制度辨析

汉代奏谳制度是指汉代的疑狱的上呈、审理、判决和执行。奏谳既体现在初审中,也体现在复审中。奏谳规定疑罪从轻、从无,它重视证据的精神包含着无罪推定的原则。从帝王对疑狱上谳的有关规定、各级官吏对谳狱处理的原则方法及当事人对这一司法权利的主张和运用来看,尽管出现了各种问题,但也体现了汉代司法制度的人性化管理和人文化的关怀。

大型国际田径赛事组织工作的完善途径——分析北京田径世锦赛赛场申诉案例所得启示

赛场申诉能比较直接客观地反映出赛事组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所有正式提交的申诉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从提高裁判员培训针对性、强化裁判员现场执裁能力、引入"鹰眼系统"、完善竞赛规则和规程、细化赛事组织工作等几个方面给出建议,为完善今后大型田径赛事组织工作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