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发展的成效,既在于其真理性,更在于不同条件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通过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来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找到了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实现形式”的基因密码,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实现形式”,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实现形式”的科学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时代不断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实现形式”,就必须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认知自觉和责任担当,科学把握“结合”的内容和方法,高度重视“结合”的质量和成效,提升推进“结合”的能力和本领。

革命文化生成的三维阐释

在中华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变中,革命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革命文化何以生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应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依据,运用唯物辩证法加以阐释。革命文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背景、文化渊源和实践基础。从理论维度来看,中国近代伊始各种变革社会的理论在经过历史的辨析检验之后,时代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从而奠定了革命文化生成的理论之源,而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革命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从文化维度来看,革命文化的生成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近代出现的各种文化变革思想的基础上,注入红色元素并加以升华而实现的。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变革社会的尝试为新的革命实践和文化思想的产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对敌斗争为革命文化生成提供了实践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则确保了革命文化发展正确的价值指向。

问题缘起、话语线索与主体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叙事的百年图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源初的问题意识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理论发展中则将这些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以及发展前景的演化规律进行了细化。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最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的起点环节。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人类解放被具体化为中国革命,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救亡图存的要求被转换为社会建设的需求,在社会主义制度趋于完善的情况下,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规范要求越发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与中国社会融合演化,要求其叙事主体也应有所变化:中国革命的行动者应该自觉转换为中国智慧的传播者,救亡图存的承担者应当被扩展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党建参与者应扩展为社会政策运使者。

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陈独秀倡导的伦理革命以变革国民性为宗旨,试图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文化决定论老路,未能突破伦理上的局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新制度,陈独秀将经济与革命的关系相结合,旨在消解社会矛盾,完成社会革命,走历史唯物主义新道路。从早期伦理革命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陈独秀传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通过参与三次大论战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依据本土情况解释与发展唯物史观,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

李达社会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李达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探寻“中国的出路”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社会革命思想。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研究中国社会革命进程中的历史性变革,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深刻的社会革命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四个阶段。建党初期,李达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社会革命思想初步萌芽;大革命失败后,李达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入剖析中国社会革命核心问题,社会革命思想逐渐成形;新中国成立前夕,李达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革命性观点,社会革命思想日渐成熟;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提出了诸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观点与主张,社会革命思想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论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为发展取向的社会革命理论,它有力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属性。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领导社会革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历史发展树立了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是基于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及社会进步需求而发生、发展的,它在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精神条件的同时,也为中国以世界历史的主体性姿态担负起国际责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文化力量。社会革命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党的领导,其中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基础,而且具有彰显党和国家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本领意识”的历史演进、主要源泉和强化举措

基于“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基础上的“本领意识”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强大动力。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任务,对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概括,并相应地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措施。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本领意识”产生、发展和解决的重要主题。

延安时期中共的礼仪建设及其成效

礼仪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共革命文化与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确立建设革命礼仪的指导思想。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中共着力推进祭礼、婚礼、丧礼与军礼等方面的文化建设,融入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与国民政府的制礼活动形成文化竞争的态势。通过礼仪建设,中共不仅显著改变根据地的社会风貌,而且进一步赢得民众拥护与国际友人的赞赏,推动革命向纵深发展。整体而言,延安时期的礼仪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又增强了局部执政的正当性,并为新中国礼乐文明建设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追求解放的进程中形成的,其中诸多民族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化的产物,是二者辩证统一基础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民族精神带来了新内容。“互化”则构成了民族精神在革命时期发展的基础,激起了中华民族“原始底层精神”的自觉觉醒,增添了民族精神在近代之前不曾有的元素。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方面的表现,有助于强化新时代文化自信,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借鉴。

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赜

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百年的历史变迁。这一历史进程何以可能,必然有其在中国传播、解构、发展的时代动因,同时也离不开五四时期我国一大批先进分子的推进和探索,其中李大钊居功至伟。他本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回应、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其自身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气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维度考察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思想共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设。考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究。编撰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维度,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培育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维度。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渐次生成及其外生、内生形态的循环演进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解放发展事业的思想前提地位、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该事业所具有的外来文化性质,以及该事业的发展对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系统的依赖等因素,既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在其解放发展事业内外变量约束下,通过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为该事业提供具有历史契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支撑的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是一次成型、一成不变、线性存续、无内在互动关联的封闭、凝固单质,而是沿着对该事业而言的外生、内生路径,并通过由该路径所分别生成的外生、内生形态及其不断更新的继生形式间的解释学循环所构成的一个渐次生成、无限演进的历史过程及结果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以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维度。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属实践方面的创新;后者是指总结中国实际经验将其上升到理论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属理论方面的创新;前者为后者奠基,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升华,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并列的两个大小不同的概念,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

迄今为止,首先由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已经有了三个发展阶段。张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创造的综合"论,80年代继续发展为"综合创新"论。经过包括方克立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的阐扬和论证,"综合创新"论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方克立先生高度评价了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赋予其崇高的历史地位,并在2006年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把"综合创新"论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并多次强调这个思想应归于张岱年先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订及其理论意蕴——从文本修订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国后编选《毛泽东选集》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通过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情况进行梳理和对比,可以体会出这些修订所蕴含的理论意蕴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论罗亦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主张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予以实践的领导人之一。他在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规律,较早分析和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和实现途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导人。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及其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袖集体,逐步打破教条主义和俄国革命模式的束缚,寻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回顾和总结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百年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深入研究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通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开辟性探索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经历一段时间探索准备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中国成立至今,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奠基和准备后,创立了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需要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各自特点、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经验。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历史意义与核心意涵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清晰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集大成者,是人类治理思想的革命。"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始终的红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灵魂。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关键在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