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的价值取向与质疑——对《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分析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在罪状表述方式上具有高度抽象性与最大概括性 ,这使得非法经营罪的内涵具有扩张性特征。制定这一规范的目的在于令刑法保持应对新型经济失范行为的灵活性 ,其价值取向以中国当前经济生活的现状为背景 ,从克服刑法典的局限性来说具有某种法哲学意义上的合理性 ,并且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主流刑法理论相契合。但这一刑法规范的危险性在于 :该规范在内容上具有不明确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滥用 。

泄露国家秘密犯罪刑事司法问题检讨

新刑法第398条未予以完善之前,该条所规定之犯罪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应确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犯罪。该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特殊主体,其既未遂形态仅存在于直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之中;其法条竞合犯只能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与“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分别适用特别法法条与重法法条定罪处罚;其牵连犯形态应当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定罪处刑。要对司法实践中的各种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科学适用法定刑,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意犯罪重于过失犯罪原则与从严治吏原则。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穿行于刑法基本原则中的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的价值内涵应当从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层面予以厘清,这是奠定其学术品格及其价值地位的基本前提。罪刑法定原则所追求的人权保障功能是其核心追求,人身危险性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运用相当程度地对合了这一价值蕴涵;人身危险性以评判行为人人格特性的重心倾向扩充了传统意义的"罪"之外延与内涵,是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进一步固守;只有在刑法的运行中彻底贯彻人身危险性理论,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才可能得以最终坚守,并在与该原则的辉映过程中转化为客观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有权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定罪处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刑法的规定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进行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种,刑法有权解释应当在刑法用语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超越其用语的最大射程。但我国现有的一些刑法有权解释却超越了刑法用语的含义,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予以克服。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证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用地,保护稀缺的耕地、林地、草地等资源,更有力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为,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4年间20个省份的500例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近14年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呈波浪式发展态势,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非法占用林地、耕地违法行为是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主要构成要素,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现象较为普遍;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具有地域性,农用地被转变为建设用地的现象严重;审判质量较高,但存在法院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判处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鉴定机构混乱等问题。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律适用现状,提出森林、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尤其应加强对农用地的保护,集体土地的出租人应与非法占用人作为共犯处理以及设置统一的国家级鉴定标准等对策建议。

量刑公正与刑法解释

某些疑难案件的处理中,定罪与量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且制度转型期间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性导致疑难案件层出不穷,若对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关系处理不恰当,则势必会影响到量刑公正。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始终的原则,定罪与量刑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进行,因此量刑公正的实现也必须有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刑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重要环节,因此量刑公正必然涉及罪刑法定下的刑法解释问题。罪刑法定主义经历从绝对到相对的转变,相应的刑法解释的价值立场、方法选择以及限度也产生了变化。因此,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视野下,深入探讨刑法解释与量刑公正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量刑的动态,有利于我国刑事法治的实现。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南非刑法的渊源与罪刑法定原则

为填补我国研究南非刑法乃至非洲刑法的空白,本文初步论述了南非刑法的历史渊源、效力渊源和罪刑法定原则。

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与中国刑事制度研究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事制度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制度。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在 97刑法中予以确定 ,并在许多相关法律条文中加以具体化。但在刑法的实践中 ,这一原则的贯彻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 。

罪刑法定视域下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以教师虐童入刑为视角

当今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日趋激烈,不同刑法解释立场对严重的教师虐童行为应否入刑以及入刑应如何定罪的问题形成不同的观点:形式解释论认为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石下,现行刑法中无对其规制的合适罪名,只能以无罪处理;实质解释论则认为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对其定罪量刑。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在罪刑法定视域下其实是高度统一的,只是面对不同案件应选择不同的解释限度。当前我国已进入法治轨道的初始期,入罪时应坚持形式解释优先的原则,不宜轻易突破法条原义;出罪时应坚持实质解释的优先性,对虽有明文规定但不具有严重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只能以无罪处理。这方为严密刑事法网、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

“亚道德”不能逾越“道德底线”——“受贿扶贫”的法理评思

"亚道德"的法律评价只能是不道德;法律特别是刑法是对公民的最低的道德要求,"亚道德"不能逾越作为道德底线的法律、特别是刑法上的道德义务;即便是动机高尚的"亚道德"行为,只要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成立犯罪。

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

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思维路径,不仅有其逻辑基础,而且有着深刻的法理根基。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以刑制罪,一要理性认识法定刑的质,二要在比较中明确法定刑的量,三要注意刑事政策对法定刑的影响。

罪刑法定与民愤因素的冲突与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难题之一,那么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染,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罪刑法定原则与民愤因素的冲突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左右,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论劳动教养在我国的现状及发展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裁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在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法律体系、适用对象以及执行方式等方面,这些不足之处亟待改进,从而使劳动教养制度趋向于完善和发展。

以和谐社会构建理论指导我国缓刑适用

我国司法界应充分理解与把握和谐社会主义的理念,尤其在法院的刑事判决过程必须落实刑法的教育目的,正确适用缓刑制度。我国应以和谐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恰当地适用缓刑制度,从而化解更多的社会矛盾,体现政府人性化管理并真正达到社会更良好运行的状态。

刑法“从重处罚”问题的探讨

“从重处罚”是司法实践中一个法律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问题。本文对“从重处罚”的涵义进行了阐述 ,并详细地分析了从重处罚的情节 ,文中还论证了对首要分子、主犯的从重处罚问题 ,适用“从重处罚”时应贯彻“疑罪从无”原则问题 ,以及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传统刑事政策的理解。

法学研究的新视野: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法学理论研究的革新。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产生 ,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视角。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产生的前提是法学与经济学在价值观和研究主题上有关联性 ,现代经济学为法律成本效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效益原则、供求原则及均衡原则是法律经济学构架的核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