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共数据信托的法律权能

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是为从商业利用中释放公共价值。随着我国公共数据规模的累积和数据处理要求的提高,需要进一步区分公共数据资源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明确公共数据权属有助于确保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和有效利用。在数据治理中引入信托制度,根据数据主体构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模式,能够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公共数据利用效能。公共数据信托基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通过利用独立第三方机构改变数据控制者与数据所有者间的不对等关系,在数据存储和利用中确保隐私和数据安全。由数据控制者作为委托人,并以数据财产权为信托标的作为数据信托的结构,将公共数据的财产性权益划分为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具体权利。明确信义法律关系的构成条件和信义义务的内容,形成基于数据受托人信义义务规范的公共数据治理范式。

性别平等视阈下女性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保障

性别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尽管性别平等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进展,但在以养老保险体系为代表的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待遇水平上的实质不平等,这类现象隐藏于《宪法》《社会保障法》“中立”的性别平等表达中。养老保险体系中养老金待遇存在性别差异,是因为养老金待遇水平主要取决于参保人的缴费能力和缴费年限,而女性群体的缴费能力、缴费年限又恰恰受到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为缩小两性的养老金待遇差距,保障女性晚年的体面生活,应当跳出性别对立、资源竞争的思维定式,以两性合作的观念保障女性的养老金权益,实现性别层面的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

“执转破”衔接机制司法思考及完善建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的多样化,执行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加,而因被执行人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形也日益普遍,导致了执行难的问题愈发严重。在这一背景下,“执转破”机制作为一种将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相衔接的制度安排,逐渐受到法律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分析“执转破”衔接机制的价值所在和在实践中的存在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即完善法律框架、加强法院职能分工与协调机制、提高当事人参与度及权益保护力度,以期为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健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运动员仲裁权益保障的困境及其修正——兼述里约奥运会仲裁案件

CAS一直以成为全球体育仲裁领域最高权威为发展目标,里约奥运会AHD共办理28起仲裁案件,裁决数量为历届奥运会之最。经济来源受限、组织结构受困,导致CAS生而不独立。排他性强制仲裁协议、任意适用先例的习惯、兴奋剂纠纷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进一步损害运动员仲裁权益,违背"自然正义"。体育仲裁亦是自治的法律秩序,有必要通过重塑仲裁员选任程序,落实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确立遵循先例规则,适用混合归责制度等尽可能保障运动员个体利益。同时,未来中国体育仲裁之制度设计有必要参考CAS常设仲裁庭和向重大体育赛事派驻临时仲裁庭的双元模式,在确保仲裁机构财政来源和组织结构公正独立的基础上予以程序构建。

社会转型与治道变革

公共治理和世界各国的治道实践充分证明,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类型与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随着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国家向公民社会、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探讨社会转型与治道变革的内在关系,对转型时期的公共治理及其模式进行重新定位与选择,确立发展、效率、公平、法治、分权的治道变革价值取向,建立以利益协调为基础的治道机制。

“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推进路径

随着产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开始在农村推行"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立足"三权分置"背景,分析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障碍,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的科学路径,为推进土地经营权合理高效利用提供借鉴。

离婚时的人力资本分割——从妇女权益保护角度出发

出于增进家庭福祉和婚姻收益的考虑,很多夫妻选择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多数丈夫在婚姻期间积累了较多的人力资本。而现行婚姻法所规定的共同财产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以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法解决离婚时丈夫独占婚姻期间新增人力资本的问题,无法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降低了广大妇女对婚姻的投资水平,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明显的可分性,在离婚时可以利用重置成本法对婚姻期间新增人力资本进行价值评估并将其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论市场经济与个人经济权利的进步

市场经济是推动个人经济权利进步的重要动力。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推动个人经济权利的进步,是因为市场经济与个人经济权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市场经济的分工与交换、独立的主体利益和自由选择三个特征从不同的方面推动着个人经济权利的进步。

从“两权分设”到“三权分置”——我国两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与改革要点的差异分析

从"两权分设"到"三权分置",40年间我国两轮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背景,即"三农"问题定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为农业由工业基础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农村由资源输出地向输入地转变,农民从被土地禁锢向可自由进退转变;两次改革的要点也有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需解决的关键问题、需调整的利益关系与核心制度架构等方面。当下"三权分置"改革仍需探讨如下问题,即如何确定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及权能,如何理解承包权长久不变中变与不变的关系,以及土地经营权的属性为何。改革之难,在于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以及保护农民利益的"度"。

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与农民权益保障

认为土地规模化经营过程中应以农民为市场主体,应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地方政府应该改变过去越权代包的做法,转向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农民权益的保障服务。

略论正确处理地方间权益关系

地方与地方间的权益关系,在国家结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地方间在权力、权利、利益等方面的矛盾愈益广泛化;地方间权益关系的内容,包括纵向地方与中央、上级地方与下级地方,横向平行地方与横斜向地方等主体间的多层面、多向度的权益关系;处理地方间权益关系应确立和实行地方是地方的权益代表者、地方间权益配置要适度正当、顾全大局和互助互让、规范化和法治化、构建跨行政区司法管辖制度等原则和保障机制。

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在涉外家庭立法中的适当性评析——以涉外监护立法为视角

在涉外家庭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往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如何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将"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融入到涉外民事关系立法当中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一理念,同时也是国际私法中的适当论在涉外家庭领域的具体化和最新体现。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固化了农村现有人地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了农民对分得承包地的财产功能;另一方面,也使部分农民丧失了凭借集体成员身份获得承包地的机会而沦为无地农民,失去了依靠承包地获得种地收益及国家农业补贴的权利,影响了他们的可持续生计,极易诱发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通过文献梳理,分析无地农民依靠传统的土地调整和土地经营权流转两种模式获得承包地,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争议,而且在现实中存在着瓶颈和障碍;然后,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尝试构建起“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该权益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分地”机制、“赋权”机制、“分地”与“赋权”相并行机制。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地根据各自的“三资”状况、享有权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人数等选择确定适合本地区的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分地”机制、“赋权”机制、“分地”与“赋权”相并行机制存在着不同的内在运行机理,具体而言,第一,“分地”机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掌握有机动地、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土地、农民在自愿有偿前提下交回或退出的土地、收回“消亡户”的土地等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时,应尽可能扩大这些类型的土地来源与数量,科学确定无地农民应分得承包地数量标准,建立起合理的无地农民轮候排地的次序规则;第二,“赋权”机制。在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掌握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时,采用赋予无地农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集体公益性岗位优先权、股权等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以替代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第三,“分地”与“赋权”相并行机制。当集体经济组织既掌握有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又有赋权空间时,无地农民可根据自身意愿在“分地”与“赋权”两者之间选择一项或者选择两者有机搭配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真正实现宏观的权益保障方式与微观的个体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性。

商品化权“新型知识产权说”之证伪——基于权益区分理论的解构

商品化权概念存在已久,但因为商品化形式的层出不穷而弥新。商品化权在行为客体等方面与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存在相似甚至重合,所以对其存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模式。在如何保护商品化权的语境下,根据侵权法上的权益区分理论,应当将其解构为权利和利益,权利交由各单行法保护,利益则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但可能需要对反法中的经营者身份和竞争关系作更广泛的解释。商品化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个权利(利益)集群,所以更称不上是新型知识产权。

数字时代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标准的立法比较及经验启示

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只明确规定未经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标的内容,却未规定非奥标权利人基于非商业目的合理使用奥标的标准,这势必会造成奥标保护和非奥标权利人需求之间的矛盾。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与既往相比奥标的推广力度更大,途径更加多元,因此明确非奥标权利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自由使用奥标十分重要。通过考察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历届奥运举办国关于奥标保护的相关立法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对奥标严格保护的同时也允许非奥标权利人在合理范围自由使用奥标并为之设定了具体标准。借鉴域外立法成功经验,我国应将《奥林匹克宪章》最新规定转化为国内法,灵活运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规定,明确划定奥标合理使用的类型和标准。

关于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认识的探讨

劳动法律侧重保护劳动者利益是世界劳动法律坚持的铁则,我国劳动合同法应当坚持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原则。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看,劳动立法应当向劳动者倾斜,对劳动合同法的偏见应当纠正。应该认识到,劳动合同法既不是对劳动者的单保护法,没有给劳动者提供"铁饭碗",也没有增加用人单位的经营成本。同时,低端加工制造业向外转移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没有必然联系。

城市规划管理实施《物权法》的深层思考

《物权法》的实施对城市规划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分析了城市发展模式问题,进一步探讨了土地开发控制中的权益平衡问题。

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政策逻辑、基本路线与具体路径

数据产权制度以数据上升为生产要素为背景。构建数据产权制度需要符合数据特征与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方式,以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为目标。构建数据产权还要处理好数据处理者与数据来源者的权益关系,明确数据财产性利益与其他信息权益的不同层次,以此采取不同的调整手段。在此基础上,确认与保护数据资源持有利益,明确加工使用等数据处理行为的权限与合法性边界,并构建数据产品的多元经营收益机制。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与深化路径——基于农民权益的分析视角

让农民受益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基于农民权益变化视角审视宅基地制度70年变迁历程发现,自“两权分离”后宅基地制度表现出“房地分离、差别赋权、产权管制”的特征,即同一时期宅基地与农房的限定性赋权并不同步,国家逐渐加强对宅基地及农房的产权与权能管制,农民宅基地权益在产权管制中受到损害。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本趋向是放松产权管制与还权赋能,改革的逻辑思路是以维护国家公益(保障居住功能)为基点,以发展农民私益(显化财产功能)为驱动力,以“三权分置”产权结构重塑为总统领,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本质上是宅基地权利体系的重构过程,即通过三权的重新设置发挥其独特功能和整体效能。在实践路径方面,强化集体所有权重点在于明晰权利主体,赋予完整权能;保障农户资格权首先要厘清权利性质,明确入法路径;适度放活使用权,亟需进一步放宽使用权流转范围与用途功能,实现有偿使用。

新型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期间的养老金权益

养老金权益是公民老年安全的最重要保障。我国从事家务劳动的配偶离婚时只能分配另一方已经获得和应当获得的养老金以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积的余额。这既未完整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导致该群体老年安全保障缺失。养老金权益包括养老金的请求权、期待权和可期待利益,具有财产属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养老金权益凝聚了夫妻双方共同劳动,是夫妻老年生活安全的物质保障,具有我国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特点,应作为新型夫妻共同财产纳入分配范围。鉴于养老金权益的特点,其范围应限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缴纳保费或者累积工龄对应的部分权益。养老金的功能和性质决定应建构离婚养老金分配制度,为分配权利人建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为保证该制度顺畅运行,应对我国社会保险法进行局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