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北宋文化吸纳了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而皮毛落尽 ,精神独存 ,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 ,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的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 ,苏轼通过其二千七百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 ,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历时性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 ,对苏轼诗歌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 ,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又更为突出、更为集中。

从宋诗选本看唐宋诗之争

作为诗家批评理念载体之一的诗歌选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思潮与诗学风尚,而且成为了他们进行文学论争的有力武器。从这个角度而言,透过宋诗选本来关照唐宋诗之争,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直观感受与启发。大致梳理历代宋诗选本的演变,来重新解读唐宋诗之争。

现代唐诗学范式:“诗史互证”辨正

"诗史互证"作为唐诗学研究范式,通常认为确立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但它的观念性的雏形在明代就已经出现,王守仁倡言"五经皆史"。其作为唐诗学操作方法的出现则更是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容斋随笔》有大量的例证。它作为现代诗学范式确立之后,遭到直接质疑甚至批评。

关于黄山谷学杜的历史争议及重新认识

杜诗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高典范确立于宋代。而在这一典范的确立过程中,黄山谷学杜和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但是,在黄山谷学杜是否得其精髓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争议颇多,至今未有定论。文章在详细考察历代学者有关论点的基础上指出,面对唐诗这样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宋人必须对诗歌创作的题材、写作方式等进行变革,这才符合中国诗歌发展递嬗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对黄山谷学杜的功绩予以确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黄庭坚是诗歌史上学杜得其精髓的重要诗人之一。

李绅《古风二首》三辨

本文就李绅《古风二首》研究中存在争议的三个问题进行辨析:(1)《古风二首》之二,《全唐诗》将其又收录在聂夷中《田家》诗中,据范摅《云溪友议》可断定其不为聂夷中作;(2)李绅以《古风二首》求知吕温的时间,众说不一,据《旧唐书.吕渭传》等可确定为贞元十五年;(3)李绅创作《古风二首》有无政治功利目的,从其有意以"古风"名题及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客观反映,说明有很强的政治讽谕目的。

论北宋悯农诗

北宋悯农诗歌远承《诗经》、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近师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唯歌生民病"的写实精神,通过多重对比手法,全方位地展现了北宋土地、赋税、劳役等制度重压下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贫富极度悬殊、阶级尖锐矛盾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士大夫文人的悲悯、痛恨、愧疚等等复杂感情。尤其在新旧党争中,更加体现出有识之士关心民瘼、改革弊政的胆识和勇气。受到宋朝社会文化的影响,北宋悯农诗也呈现出有别于前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彰显了宋诗特有的艺术风貌。

读“上博简”札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以后,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注意,“竹书”命名问题、“孔子诗论”的作者问题、“留白”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热点。笔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该文还讨论了利用古音学考释古文字应该注意的问题。

宋诗的思理

宋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思理的阐发。诗的思理, 是诗的哲理和感情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体, 是诗人通过敏锐的观察、深切的审美经验的体会, 是从自然界物理现象和人类社会所包蕴的生活内容中去提炼概括, 并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诗之思理所具有的这一特殊的思想性, 其作用在于: 引人思索, 给人智慧, 启迪人们去对自然、人生、宇宙世界作出更深入、更准确的研究和理解。

王昶《湖海诗传》与格调派诗说之嬗变——以唐宋之争为中心

关于王昶辑《湖海诗传》是否承袭沈德潜诗学主张的问题,存在宗唐与宗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考察该书所收诗人诗作与相关评论,可知王昶诗学观实际上倾向于唐宋兼宗。这较之沈德潜的宗唐诗学观,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它反映出在沈德潜之后,以王昶为代表的格调派后继者诗学取向的深刻转变。

杜诗评解志疑(续)

唐诗的解释工作历来做的人很多 ,而且十分深入 ,这也是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本文就杜甫诗若 干名篇名句的评解提出讨论 ,归综诸说 ,较论异同 ,断以己见 。

论辛弃疾“以文为词”对于元散曲的影响

"以文为词"历来受到词学家的重视,但多着眼于"以文为词"概念本身,就其对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论及甚少。该文通过对于"以文为词"概念流变过程的梳理,将"以文为词"散文化的语言、议论化的手法结合音律上的可能性同散曲加以比照,认为散曲受到"以文为词"的影响,在散曲的表现手法、内容及多样性上起到积极作用。

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 ,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 ,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 ,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 ,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论王安石“罢诗赋而取经义”的科举改革

王安石作为北宋文坛、政坛的领军人物,其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影响深远。伴随他政治、文学观念的发展而形成的"罢诗赋而取经义"主张从酝酿、提出到实践都经历巨大的挑战,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重视人才改革时弊的举措,以及对于科举制度下应试文体和范围的限定都值得后世思考。

循韩孟之脉,立奇瑰之风——北宋诗人王令诗歌简析

王令的诗文风格显著,思想奇崛。受北宋两位著名人物孙觉和王安石的影响,王令对韩孟诗派情有独衷,诗文带有中唐韩孟诗派的特征。他吸收韩愈的思想并加以改造,提出了"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的创作主张。在语言风格上,王令借鉴了韩孟诗派的语言特色和修辞手法,追求古拙拗涩、奇崛峭拔。其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议论情感化,以议论为诗,然而诗中奇崛的想像又使诗歌有了一种浪漫色彩,从而冲淡了议论的理论性。

务实与说尽:北宋边塞诗的议论特征与说理风格

宋诗妙境在实处。议论与说理令北宋边塞诗落在实处,务实说尽之征显著。北宋边塞诗纪事畅达,论事中肯,在讲古论今中条分缕析,不携意气,体现了历史理性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通。在“以文为诗”的推助下,这种融通令北宋边塞诗呈现出情理相彰、余味不足的鲜明特征,既见诗文交汇之征,亦入直露少藏之境。北宋边塞诗议论弘肆,说理清晰,有助于揭示北宋诗家的劝世干政之切与仁民爱物之心,有助于实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艺术效果。同时,因为淡化了意象与意脉之间的对应关系,叙述与逻辑的重要性则相应突显,带来了意境削弱、浑融缺失等诗艺缺陷,与唐代边塞诗的含蓄蕴藉、韵致深远已是迥然异趣。

文学本位与史的意识——清代论诗组诗的四维建构

论诗组诗作为一种批评文体发端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形成于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二者成为后代论诗组诗创作的范式。前者主要针对作者所处时代诗歌发展产生的问题进行横向思考,具有现实意识;后者则是通过梳理前代诗歌发展史,试图从中掌握诗歌发展的脉络,从而指导作者所处时代的诗歌创作。论诗组诗具有诗传型诗文评著作史、文互构的特点,清代诗人在创作论诗组诗时,强化了这种特点,使论诗组诗在横向维度上不单以文学现象为线索进行建构,还出现了以当代诗集、当代作家、当代地域为线索的建构方式;纵向维度则在关注作家的同时,又加入断代、历代、地域等参考要素进行建构。文学本位方面,由于传统论诗组诗七绝载体篇幅的限制,部分诗人的论诗组诗改用其他篇幅较大的诗体,确保创作论能够更好地建构;沿用七绝作为批评文体的诗家,因篇幅的限制,只能以作家为主要批评对象,辐射到作品、文学现象及批评活动本身,从而与横向、纵向书写形成四维建构。

北宋科场改革与律赋沉浮——以熙宁变法为中心

熙宁年间,宋廷颁布贡举新制,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这是儒学深入而持久地对社会各个层面渗透的结果。王安石等所倡新制的最终目的是废除科考,以学校教育选士,经义取士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宋廷曾按此思路推行"八行取士"。科举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种交易或者博弈,不管是诗赋抑或经义、策论,最终是要在科场上被工具化的,因此,这次科场改制注定难以达到关乎治道的初衷。古文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背景下日趋繁荣,古文自由表达的优势被给予特别的关注,文学观念因此发生变化。罢诗赋取士折射出已经成为主流文学观念的儒家文道观对科场衡文标准的不满。经义取士后,针对它的钻营便开始了,使得科场变革的初衷大打折扣,因此元祐更化部分恢复了诗赋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