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打击跨国经济犯罪合作机制的构建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的国际合作倡议,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地区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存在差异,投资国家与投资主体在东道国的投资活动一旦受到经济犯罪的不良影响,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跨国司法救济。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经济犯罪治理合作机制,强化区域及国际反腐败合作势在必行。文章从建立“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经济犯罪防治合作机制的动因入手,在剖析动因的基础上,对当前跨国经济犯罪防治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梳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欧盟成员国反腐治理合作的经验进行了考察,旨在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打击跨国经济犯罪合作机制提供参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与执行权问题——评苏丹总统逮捕令事件

安理会1593号决议为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行使管辖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管辖权本质上是基于安理会的授权而非基于苏丹的同意,故而存在先天缺陷。国际刑事法院对本案所做的任何裁判行为都不构成要求苏丹履行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构成要求苏丹履行国际义务的法律依据只有安理会决议;若想要求苏丹执行国际刑事法院所作出的任何相关裁决,原则上都需要安理会专门通过决议为之。国际刑事法院不具有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能力,最终需要依靠安理会来采取强制措施。安理会1593号决议中所使用的"必须"一词,很难认为是意在施加某种必须履行的义务给苏丹政府;而其中的"敦促"一词,则肯定不能被认为意在施加任何义务给《罗马规约》的非成员国。

论我国刑事侦查中的留置

作为一项于刑事侦查中应用普遍的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留置手段一直被排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视野之外。这一现象的存在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尊严。因此有必要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系统内部缺陷及相关外部制度的缺失两方面入手,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剥夺人身自由措施的配置问题。

析个人国际豁免权对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制约——以苏丹总统巴希尔个案为考察对象

作为国际机构,国际刑事法院不受调整国家之间现任国家元首豁免权的习惯国际法限制,有权签发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逮捕令。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之权,并不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有权请求国家将该人逮捕并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苏丹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苏丹总统巴希尔也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民,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对苏丹现任国家元首合法的强制措施,但国际刑事法院请求缔约国将巴希尔逮捕并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却与《罗马规约》第98条第1款的规定不符,是一种超越权限的行为,缔约国不受该请求的约束。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的法律性质与效力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是其成员国警方为寻找、逮捕和引渡逃犯而请求国际刑警组织签发的一种信息通报文件,各成员国警察机构可据此逮捕和引渡逃犯。国际刑警组织签发红色通报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罪行种类、惩罚门槛和请求国所提供的信息标准。从法律性质上讲,红色通报并不是一国警方对另一国警方的命令,而只是一种警用信息交换。所以一国警方是否能逮捕和引渡红色通报所指向的逃犯,主要依据被请求国的国内法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而定。

欧洲逮捕令在欧盟成员国国内的适用问题研究

欧洲逮捕令是在欧盟范围内取代传统引渡制度而施行的一种逮捕和移交人犯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机制。规范欧洲逮捕令的框架决定对欧盟成员国具有强制约束力,但不具有直接效力,各成员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使本国国内法与框架决定的规定相符合。欧洲逮捕令在有的成员国遭遇宪法问题,有的成员国在适用时表现出对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不信任,还有一些国家的国内转化法存在着与框架决定不尽一致的规定。但从总体上来看,欧洲逮捕令在欧盟范围内已得到全面执行并取得了初步成功。

现行犯诉讼程序论

随着我国迅速出警机制的完善,现行犯案件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应当准确界定现行犯的内涵,弥补刑诉法第61条的缺陷。针对现行犯案件的特点,应当明确包括侦查机关在内的任何人对现行犯可无证刑事拘留,同时应当简化审查起诉程序,使案件迅速进入审判程序。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发布逮捕令的国际法思考

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两次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逮捕令。虽然苏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使得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巴希尔总统虽然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但这种豁免不能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否有利于恢复苏丹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待检验。

职务犯罪跨国追逃中的逮捕证问题研究

从目前跨国追逃的实践来看,一国犯罪嫌疑人潜逃国外,请求国欲将其引渡回国进行调查起诉,一般需要向被请求国提供被引渡人的逮捕证。在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监察机关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才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犯罪嫌疑人已逃往国外,案件还未移交给检察机关,则无法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签发逮捕证。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不属于刑事诉讼,在职务犯罪的调查阶段不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针对跨国追逃中逮捕证存在困境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相关法律中增加专门的"引渡逮捕"条款,或者先签发逮捕证,外逃人员被引渡回国后再由监察机关进行补充调查。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电子逮捕证

美国科罗拉多州将法院与执法机构的电脑系统联网,并使用媒件在各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传送,使法院可以通过电脑网络将逮捕证直接签发给执法机构,克服了书面逮捕证存在的诸多缺陷,实现了逮捕证的电子化、自动化和同步化,提高了签发逮捕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中美刑事拘留合理化探究——以佩顿诉纽约州案为例

以佩顿案为视角,对美国无证逮捕制度价值理念与运作模式进行剖析,比较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发现我国现行刑事拘留制度的不足,为我国刑事拘留制度的建设提出一管之见。

我国缺席审判的适用——以欧洲逮捕令为参考

我国在开展缺席审判时,首先,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查找通知被告人,当被告人在明确知道预定审判并清楚缺席后果的前提下放弃了出庭权与辩护权,或者在知情权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通过辩护人行使了辩护权,可以进行缺席审判。其次,当被告人未能明确已知预定的审判及其后果,则需要保证在引渡后无需被请求引渡人申请即重新审理或者给予被请求引渡人重新审理的机会。未来我国在开展缺席审判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保证被告人的知情权、辩护权与异议权。应将查找锁定被告人的下落作为首要前提,并谨慎处理重新审理中前后判决的衔接问题。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苏丹合作执行巴希尔逮捕令的法律基础

国际刑事法院要求苏丹合作执行巴希尔逮捕令的事件反映出国际刑事法院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联合国安理会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时,应当明确选择一种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机制;国际刑事法院应当积极应对某些国家不履行合作义务的情况;如果要对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方的国家适用规约第九部分中的制度,就必须对某些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正。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之修缮

本文介绍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况 ,分析了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缺陷 ,并提出了完善强制措施若干问题的立法构想。

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的完善——从中美搜查与扣押制度比较研究谈起

在刑事法治方面,搜查与扣押问题是继刑讯逼供、高逮捕及羁押率之后我国刑事法治人权保护所面临的第三大障碍。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搜查与扣押权的行使常存在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我国在搜查与扣押证、令的审批、搜查与扣押的时间、搜查与扣押的手段、搜查与扣押的内容等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纰漏。而美国在宪法及刑事立法方面的相关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我国搜查与扣押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应予完善:首先,在《宪法》《刑事诉讼法》层面规制搜查与扣押权利;其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再次,对以往搜查证及其申请的范式内容进行变革,搜查证及其申请必须详细描述搜查对象的特征;第四,对搜查与扣押时间加以规制,并在法定的搜查方式与范围基础上丰富搜查的方法;最后,侦查人员在搜查时需要进行扣押的,可根据搜查证中的具体描述予以扣押,不需另行申请扣押令。

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研究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侦查监督工作需要深入进行策略研究。要通过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强化对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和对立案后的跟踪监督,强化立案监督工作;通过树立人权保障意识,正确认识和适用逮捕措施,逐步减少逮捕的适用,强化审查逮捕工作;通过综合运用法定的监督手段、严格审批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等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普遍管辖权的概念、逻辑和现状

2009年以来,联大关于普遍管辖权的辩论表明人们对普遍管辖权的概念、范围和适用的认知存在很大的混乱。真正或纯粹的普遍管辖权是一种仅以所涉罪行的受普遍关注性质为根据的管辖权。普遍管辖权的概念和逻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每个国家均对受普遍关注之事拥有权益。普遍管辖权可成为国际体系维护其权益、保护人权和对抗有罪不罚的强有力工具。然而,一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可能会侵犯另一国的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亦有可能滥用,从而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这些正反两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对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以致迄今只有针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方为国际法所接受。针对其他罪行的"‘纯粹的普遍关注’型管辖权"目前尚不存在。"‘普遍关注加现身’型管辖权"的国家实践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已因此形成。允许"‘普遍关注加条约、现身并体制内属地或属人’管辖权",或者"‘普遍关注加条约、现身’型管辖权"的条约实践只局限于特定的条约体制。鉴于这种局面,"荷花号案"论调(the Lotus dictum)及现身条件(the presence requirement)的潜在适用——尤其是关于其要求轻微、程序性观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而值得关注。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执行限制及其影响——以逮捕令执行为例

以逮捕令执行为代表的国际刑事法院的间接执行模式在实践中受到很多限制。从逮捕令未执行案件的表象来看,安理会提交和检察官自行调查所启动情势中的不执行形势更加严峻,是否执行逮捕令与是否负有执行义务关系不大,被请求执行国或者安理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意愿与逮捕令的执行意愿基本一致。从案件逮捕令未执行的本质分析,国际刑事法治中的执行限制是由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不同的主体结构、服从文化以及社会契约的阶段性决定的。执行限制是法院在当今国际社会总的政治结构框架下寻求自身发展的主动安排和有效方式。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规定,执行逮捕令的权力不属于法院。法院可以通过"意愿迎合"的方式推动国际刑事法治的发展。

国际刑事法院巴希尔逮捕令的执行困局及变数

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以在任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达尔富尔地区犯下两项战争罪、五项反人类罪和三项种族灭绝罪为由,先后对其发出两份逮捕令。这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首次向在任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然而,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本身不具执行力,巴希尔又是苏丹的在任总统,加之一些成员国的"放水"或抵触等,该逮捕令一直未能得到执行。2019年4月,巴希尔政权在民众持续的抗议浪潮中倒台,这使巴希尔逮捕令的执行出现了转机。目前,苏丹各方势力已无意或无力阻止国际刑事法院追究巴希尔的"罪行"。出于迎合民众诉求、推进国内和平进程及缓解外部压力等需要,苏丹过渡政府很可能会将已成众矢之的的巴希尔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