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

按章太炎的划分,礼乐射御书数为“小六艺”,为王公贵族子弟在小学阶段的必修技能;被孔子删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为“大六艺”,属于成人教育的“大学之道”,是官员任职前必须学习的待人接物、处事礼仪与一般道理。孔子晚年集中精力编辑、注解、诠释六艺,因“有德无位”而称“述而不作”,渗透思想价值和道义灵魂,总结三代而又超越三代,寄托《春秋》而行“素王”褒贬赏罚之权柄,最终把作为上古道术的六艺演绎为儒家学派独有而专用的文本载体。

基于可持续设计理念的皮革边角料创新应用

皮革边角料循环再利用是推动皮革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提出了皮革边角料可持续设计中的3个原则:“可实现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和“可延续性原则”,并以实践进行验证,以艺术作品的形式赋予了废旧皮革新的产品价值。《攀》以皮革边角料循环再利用为出发点,针对边角料的设计局限,采用面料拼接法将成品革边角料与“非遗”蜀绣技艺进行协调创新,探究将成品革边角料应用于装置艺术领域的可能性,为皮革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皮革装置艺术跨界初探——以《“秀”红旗》为例

皮革作为古老的材料,具有上万年的应用历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消费需求的变化,皮革材料的设计、发展在当下有了更高的要求。跨界设计是新时代的设计手段,能够使皮革的外在美感和内在品质相得益彰,让皮革制品的设计更具创新性。作品《“秀”红旗》通过跨界设计方法和数字化技术,将皮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技艺进行跨界融合,并应用于皮革装置艺术中。作品设计开发前期对工艺、流程的实验有助于设计合理、有序展开;通过设计制作具有中国特色和潮流美学特点的皮革制品,实现皮革材料与传统元素的跨界合作,是新时代皮革制品创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也为皮革制品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

中日现代武术(武道)比较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现场考察访谈法,探讨中国武术与日本武道之同异。主要结论:中日两国都把武术作为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发展,由于历史与观念的差异,日本人崇尚武道,尊敬理想化的武士,把武道作为教育的手段,作为完整人格形成之道推行,习武阶层较广;中国传统崇文轻武,以圣人贤士作为偶像,中国人注重表现武术内容的多样性和艺术性,重视武术的健身、怡情与竞赛,习武的群体集中在弱势群体中。

从《奔月》到《青春祭》——舒巧大型舞剧艺术创作感思

本文从《奔月》作为舒巧舞剧创作的处女作、对古典舞蹈形态乃至编创理念的革命性"颠覆"、编舞所力不能及的表达由结构的调整来完成、从贬低"可舞性"到重提"可舞性"的思索、《画皮》是用"舞蹈程式"来进行结构的舞剧、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于为现象世界所迷惑、支撑"舒巧式舞剧大厦"的核心理念、"架构感情就是架构剧情"的舞蹈编排指向、《红雪》精心营造舞剧构图的平衡图式、"无奈的随缘"造就"人生的宁静"、对自我公众形象处心积虑的躲避、"我的父辈和我都为信仰而澎湃过"、以《玉卿嫂》为端点的两个"三级跳"、历史的舞应当服从现实的人等14个方面对舒巧的大型当代舞剧艺术创作做了全景式的深入分析,其中,舒巧舞剧创作对于中国当代舞剧艺术创作创新发展的意义所在,成为本文"感思"的焦点。关于舞剧《奔月》的创作体会,其实比舞剧《奔月》本身对于新时期的中国舞剧创作产生着更为积极的影响。舞蹈《奔月》的探索主要涉及到舞剧结构和舞蹈语汇运用两个方面,实际又只是一个问题,即如何运用舞剧这个特定的形式更深入地刻画人、表现人。《奔月》不属于编创的"现代舞",但又并不遵循古典舞的法则,而是打着"真实反映生活"、"揭示人物内心"的旗号,用现代艺术的"解构"理念,对古典舞的形态乃至其更深的编创理念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颠覆"。舒巧自我设定的理论命题为"结构上升为语言",其本意是"结构"所具有的"语言意义"。从舞蹈艺术创作的角度审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结构上升为语言"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乃至观念的变革,是为着这样一个目标的:写人物——写自己理解的人物——写自己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干脆就是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论及舒巧的舞剧和舒巧对舞剧创作的认识,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的舞应当服从于现实的人,服从于舞剧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当代舞蹈家艺术个性的发挥。这也是我们感思舒巧大型舞剧创作时最质朴的认识。

21世纪中国传统武术“技击本质”价值定位问题再研究

结合有关史料与武术发展相关理论 ,从武术价值体系内部矛盾角度 ,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等知识对传统武术的价值体系问题进行再研究 ,目的在于揭示新时期传统武术的价值体系、本质归属 ,以及其社会功能价值实现问题 ,以期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提供理论导向。

中国武术的艺术化传播途径研究

中国武术自古就是沿着"武"与"舞"的两种轨迹演进,而"舞"则赋予了中国武术的艺术性。中国武术在其历史演进中,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艺术特质,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及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下,对武术艺术化的价值取向不同,使得中国武术呈现出趋向"艺术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武术的功能变化以及人们对武术的艺术化追求,中国武术借助多种艺术形式,如文学武侠小说、电影武侠功夫片以及功夫舞台剧,使得中国武术始终沿着艺术化之路传播。

才绝与痴绝:晋人吟咏艺术发微

吟咏作为一种口头的诗学艺术,也从一个方面呈现了晋人的文采风流。以永嘉末年北方士人南渡为节点,晋人吟诗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以"洛生咏"为核心的北音吟咏,后期则是"洛生咏"南下,与南音之吟咏并存,各放异彩。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南方土著世族在文化上的碰触、交流与融合在吟咏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洛生咏"已经绝响的时代,"洛生咏"作为晋人的口头诗学符号,已经凝结为一个美好的诗学典故,彰显着一种簪缨世家的贵族气质,成为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意生活的象征,一种旷达情怀的个体呈现方式。赏音、吟咏和作文,乃怡情养性、抒发情怀和表达心志的三种方式,它们是为艺术审美之主体服务的。

夏鲁寺:后弘期藏传佛教美术多元性的典型

卫藏名刹——夏鲁寺保存有后弘期初期以来的美术遗存,其美术风格的多元性堪称西藏中部乃至整个西藏古代美术中的典型。夏鲁寺美术多元性形成的背后折射出西藏本地文化与印度、尼泊尔、敦煌、于阗和中原等地文化的融合。

武学文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体现

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通过对我国古代哲学序的河图——洛书、《周易》和老子《道德经》的剖析,引证了中华传统武术和气功不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而且还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导引。二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武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体育大家庭中一颗籼烂的明珠。

《齐民要术》所见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末业 ,贫者之资也”是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力图阐述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 ,特别是北朝农民与市场关系的产物。《齐民要术》通过叙述和计算反映了这种关系 ,其中对园圃业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记叙尤为翔实具体。

宋代品茗艺术的审美因素——从苏东坡的咏茶诗谈起

我国古代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文人茶客的最杰出的代表当推苏东坡,他与茶结缘终生,几乎到了嗜之成癖的地步。他还自觉地引茶入诗,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笔宝贵的茶文化遗产。宋代的品茗艺术包含着诸多的审美因素,大体可概括为味之美、器之美、饮之美、境之美。品赏苏东坡的咏茶诗就可以很好地领略宋代的品茗艺术。

“三城记”:三个美术院校的联合教学——中央美院、广州美院、上大美院“建筑及环艺专业”联合毕业设计

由中央美院建筑学院、广州美院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系、上大美院建筑系部分毕业班师生参与的三校联合毕业设计,针对来自三个地区的不同命题展开设计交流。这次教学活动给来自不同城市、院校的师生提供了一个专业交流的机会,并对当代美术院校的建筑教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长短经》看我国兵书三大疑案

根据唐人赵蕤所撰《长短经》,可以发现:《素书》并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宋人张商英伪造之书,而是古兵书《玉钤篇》;兵书称“经”最迟在唐代已开始,并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宋代;所谓“杜佑《孙子》注”并非学术界一般认为的只是抄曹操注和孟氏注而已,还抄了其他家《孙子》古注。

周淑安的艺术歌曲创作

周淑安是中国声乐教育的先驱,她作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学派的开拓者之一,在声乐教育、声乐理论研究以及声乐教材的建构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艺术歌曲创作在词曲关系上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作曲技法上中西合璧、以形写神,歌曲风格上声琴融合、相得益彰,充分体现出激进、革新的艺术思想。

二晏词中的结语艺术

诗词的结尾往往是作者情感凝练与升华之处。通过对晏殊、晏几道词作中结语句的对比分析,总结出二人在对结尾的处理上,无论是从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是内心的情感建构上都有其各自的特点,都彰显出其独具匠心之美。

论中华武术的价值

中华武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 ,武术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试对中华武术的价值作一综合论述 ,以利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有所取舍 。

艺术学理论视域下的《书谱》“情性”论

孙过庭的《书谱》不单为书法理论之作,更可视为一般艺术学理论之典籍。其艺术论以“情性”为要领,融艺术本体论、艺术创作论、艺术作品论、艺术功能论、艺术发展论5个理论命题于一体,于个体情感之中“变”艺术之风格,“通”人生之真谛。基于“情性”脉络的艺术理论解读,对《书谱》经典理论的现代传承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汲取传统文化学养,丰富艺术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特色化发展以及艺术学理论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

历代连称"戏曲小说"主要指向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与"戏曲",强调此类作品的表演性特征与演说方式的特殊性。《也是园藏书目》以"戏曲小说"作为一种与"四部"并列的部类,即是对上述做法与时人普遍认知的回应。而此书目"戏曲小说"下设置"通俗小说"小类,系为突出与"传奇"、说唱文学有较大纠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表现形式及其表演趣味,与"古今杂剧""传奇"等的区别。它依旧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当作一种带有表演趣味的、以章回体式存在的"说话"伎艺,而非以之为白话通俗小说。

从《人境庐诗草》到《静庵诗稿》——对钱钟书《谈艺录》的“照着说”与“接着说”

学术史意义上的"照着说"与"接着说",是期待后学在领悟先哲在给定论域所达到的高度(峰值)之同时,不妨追问其相应的限度(边界)。这落到《谈艺录》对黄遵宪与王国维的诗学抑扬一案,也就呈示钱钟书的审美眼光暨文化视野,比梁启超更经得起证伪。就清末学界诗坛而言,能真正让西学义谛(而非西洋制度名物之皮毛)水乳交融于旧体诗的代表人物,委实惟有王国维,而不是梁所推崇的黄遵宪。文学史界若至今未能"照着说"出钱在1948年的这一卓识,未免有遗珠之憾。至于为何留日不到一年的王国维对西学义谛的细深体悟,远非出使欧美近廿年的黄遵宪所能及?这个本应由钱钟书提出且回答、却终究未提出与回答的关键问题,客观上是为后学对先哲的"接着说"腾出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