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园林——浅议中国传统园林的象与境

该文在时空两个维度论证中国传统园林“境生象外”的特质。首先陈述“园以人存”的普遍现象,通过比较中西哲学,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生问题为主题,园林作为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艺术,实为生命的工具、人生价值的载体,与主人在儒家“三不朽”价值体系中共享永生,是时间维度的“境生象外”。其次,园林设计遵循“天人合一”原则而不拘泥于固定形式,追求主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是空间维度的“境生象外”。最后总结了传统园林时空上的“象”虽变动,而其“境”的底层逻辑和价值标准却始终不变。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传统园林的流变、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下园林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夭鸟入圣域:汉代鸱鸮图像的信仰内涵 与阴阳表征

汉代传世文献将鸱鸮贬斥为“夭鸟”,同时期的图像资料却揭示了鸱鸮的另一重文化内涵。今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出土60件不同题材的艺术品皆绘有鸱鸮,它们多“允恭玄默”,与众祥瑞共处“天”所在的信仰空间。鸱鸮性情威猛、夜察毫末,在墓葬环境中被赋予辟邪御凶、引魂升仙等功能。汉代鸱鸮图像兼具自然属性、天文属性与宗教属性,体现了墓葬文化独特的信仰体系。因鸱鸮与五月的属性同为“阳中之阴”,故汉代人选择“阴气啎逆阳”的夏至、五月初五或五月望作枭羹以禳除邪气,这是阴阳从类思想对饮食习俗的渗透。

浅析汉代云气纹的艺术特点

荆楚文化是汉代文化形成的基础,楚国纹样虽保持着北方的特征,但也拥有独特的浪漫气息。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云是体现大自然气象变化的重要载体,故云作为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也寄托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敬畏之心。研究汉代云气纹,探究云气纹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点。

汉代羽化图像的发展及其原因

汉代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石 (砖 )所描绘的内容无不是羽化思想的体现 ,而羽化图像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作为外在因素的外来文明一直是汉代艺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外部环境 ,而本土的鸟图腾崇拜以及神仙信仰等内因却是羽化图像迅速发展的必备土壤 ,他们在相互影响下一同孕育出扑朔迷离的汉代“羽化”艺术。

昙阳子“升化”与晚明士大夫的宗教想像

晚明万历年间,大学士王锡爵之女王焘贞自称灵异,号为"昙阳子",并将择期"升化"。昙阳子"升化"为当时轰动东南一带的一个宗教性狂热事件,其父王锡爵与同里的王世贞并因此事受到纠劾。而参与其中的多为当时与二王有交游来往的知名文人学士,他们为这一事件推波助澜,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有个人信仰、情感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失落后的宗教想像。

“张守真神降”考疑:术士与宋太祖太宗皇权更替

宋太祖、宋太宗皇权更替之际,"张守真神降"是术士利用黑煞神崇拜,为太宗谋取帝位制造符命的重要事件,其内情幽隐,关涉禁秘。通过对官方之《国史》与《实录》、笔记小说、宗教文献等不同史源文本的对勘排比,考辨异同,厘清过程细节,可见太宗夺取皇位,预谋已久。张守真是深度卷入王朝高层政治斗争的术士,在整个太宗朝地位极高但又深受猜忌,太宗晚年考虑传位时,张守真被视为不可控因素而被毒死。

民间与官方、政治与宗教——以唐代女真白日升仙现象为中心的考察

白日升天在道教而言,乃是无上高深之术。道教尊重女性,其神系中有大量的女神、女仙存在,在修炼、戒律、教义、组织等方面亦能男女一视同仁。从唐代的女子白日升仙神话建构过程中,反映出当时民间与官方、宗教与政治各自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中古道教文学思想特质概论

中古道教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旁支,以道教宗教的色彩丰富了此时文学思想的宝库,其核心特质表现在:构建了神秘玄奥的"天文"观念,主张自然求真的创作态度,提倡质朴简洁的文学风格,把仙学与文学艺术结为一体。

农业理念渗透下商周至上天神的观念构建与祭祀制度探论

商周时期,至上天神被称为"帝"或"天",虽名称存在差异,但其缔造思维相通。至上天神拥有多重神性,从令雨、令雷、令风等神权,可知至上神有着极强的农业神性。郊祀作为对至上天神的祭祀制度,其核心理念是强烈的农业诉求。

太原北齐娄叡墓十二生肖图像再考察

娄叡(531-570年),鲜卑人,字佛仁,北齐贵戚重臣,武平元年(571年)葬于今山西太原王郭村。1979年娄叡墓葬被发掘之后①,作为壁画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北朝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在当时就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娄叡墓壁画、葬制、墓志、随葬品的讨论成果颇丰②。然而,相关论述中对壁画的某些重要题材如十二生肖图像的研究稍显不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作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终极追求与理想环境: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之比较

道教和基督宗教对生命的终极关切是与其构设的理想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道教"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新天新地"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不过,二者又有所不同。作为神圣空间,道教的"洞天福地"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既是修道者的修仙之地,又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存场所;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地"与末世论有关,随着基督的复临才能临到或完全实现。

黄山名称考辨

黄山是徽州文化构成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结合的板块,在新兴显学——徽学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关于黄山名称的由来,历来沿用“黄帝炼丹”说。本文从许承尧设疑发端,例举《旧唐书》、唐诗和道家学说,质疑传统说法,提出黄山名称是源于《易·坤卦》:“天玄而地黄。”

中外邮票上的苏东坡

邮票是人类文明的缩影,东坡邮票是东坡文化的缩影。东坡形象、东坡艺术、东坡形胜为东坡邮票画面的主要内容。一枚邮票就是东坡一种精神昂扬,一出生平戏曲,一篇传世经典。人们欣赏了,不能不产生对伟人东坡的景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畏。伟哉苏子。

略论儒家关于终极关切的话语

儒家的终极关切话语即为不朽的观念。其义有三:一是今世的作为不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在身后留下了传世的影响,个人生命就在绵长的历史记忆中获得了与日月同辉的不朽性,这是君子或圣贤追求的卓越人格。二是子子孙孙的生命延续突破个人生命的存在限度,实现千秋万代的家世承传,此为一切个人都享有的平实而基本的久远关怀。三是透过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的生存体会,超脱个体存在的有限束缚而进入无限自由之境,这彰显着亦人文亦宗教的性质。不朽作为借助于社会历史的途径而具有道德人文性,世代相传借助于宗法血缘而具有人伦自然性,天人合一通过生存之境的成就而具有审美存在性。

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

德和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德以配天,孝以对祖是中国祭祀文化的核心。商周时期,以"天"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天(上帝)和君主建立了以"德"为媒介的契约关系,君主受到上帝的监管,尊天重德。两汉时期,汉武帝将"太一"神与阴阳五行理论融合,将敬天演变为娱神,重视神仙方术,慕仙追仙游仙,天(上帝)独尊地位逐渐被消解。这一变化导致了郊祀天地的郊祀歌辞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的崇高地位消失,人的欲望不断加强,引起了以《郊祀歌》为主的祭祀文学出现世俗化、娱乐化倾向。人与天的关系发生改变,这也是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变重要原因之一。

天人感应的审美具象化——论庄子的“真人”思想

《庄子》中有多处论及"真人"的地方,而其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此"真人"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审美具象化。尽管在庄子哲学那里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天人感应"的说法,但是类似的思想在《庄子》中却无处不在。天人相应思想传神地体现在"真人"能与天地万物相通共感的诸多品性中,而"真人"则又是以具体感性形象出现的。万物禀"道"以生,"道"借万物彰显盎然生意,正是此"本真之道"确立了"真人"形象得以落实的逻辑起点。而这种"真人"境界的获得,则必须将对诸如有无、死生存亡等终极问题的抽象追问转化为具体的感性体验过程。这样最终落成的"真人"则表现出心灵的自在悠游而又具有感性生动的审美形象。

曹植的天人意识和“曹子哲学”

曹植的天人意识表现在他的所谓“求仙诗”和其他文学或政见作品。他的“求仙”创作,实为他个人的灵性化意识对天地万物和人生的综合思考感悟,是受到“原始意象”影响并结合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见解所形成的具备其自身哲理体系的篇章,是其哲学价值观的表露。其哲学思想体系与哲学家身份,均是存在且不朽的。

《史记·封禅书》中的儒家文化研究

在西汉的鼎盛时期,大一统思想瓜熟蒂落,在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汉武帝进行了一场复古更化的政治改革。这次改革对汉武一朝的历史进程的走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这场自然发生同时也是政府强势主导的改革中,儒生和方士相互融合,渐渐由对立走向统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郊祀和求仙反映了儒家的文化内涵,也反映了各方的矛盾冲突。本文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明郊祀、求仙的仪式及其符号化的象征意义,而在于揭示其中所涵摄的表与里的关系。

定州三盘山汉墓错金银青铜伞挺纹饰涵义考察

定州三盘山M122号汉墓中出土的错金银青铜伞挺纹饰繁复,四段纹饰展开图像中出现的羽人、飞马、双鹿、翼龙等皆具有导引墓主人灵魂升入仙境的非凡神力。而羽人与翼龙等神兽的组合图像的出现,正是西汉时期升仙观念的鲜明体现。通过对伞挺纹饰内容涵义的深入考察,本文认为伞挺纹饰既表达出汉人对死后灵魂升入仙境的渴望,同时又展现出汉人心目中对仙境的想象和向往。

曹植的游仙转向及其早年信仰

曹植在建安二十五年以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游仙转向。此一转向有两重含义,一是思想上由儒家渐趋道教,二是创作上开始从事游仙诗写作。过去诸家认为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故多从政治、瘟疫等外在条件中寻找其转向的动力。实际上,曹植早年积极反对的只是方士的神仙体系,受曹、卞夫妇影响,他对宫廷神灵体系十分推崇。故曹植反仙立场的本质绝非无神论的觉醒,而是对异教的排斥。对儒家神系的崇敬压抑了曹植早年浓厚的“天路”情结,这一情结正是其后期转向游仙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