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纪录片“摆拍”的符号学解读

伴随文本作为与母体文本相关联的符号文本,在纪录片"摆拍"的解读过程中一直被母文本携带,影响受众解读;而受众这种无结构的社会群体又随着伴随文本的干扰,阅读体验不断被构成、消解和重构。然而,拥有元语言身份的伴随文本勾留解释层,发挥词典般翻译作用,只作为接受者解读文本的参考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文本体裁规定性则以裁夺者身份,从根本上使文本与受众解读程式合作生效,同时匡助受众清晰辨别纪实与伪纪实主义文本。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明词曲化现象述评

从明初的高启,历经明中期的杨慎、吴门词派、王九思到明后期的王世贞、施绍莘、陈继儒、高濂、卓人月等的词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明词的曲化,实是文体演进规律使之然,反映了词由乐而文、历俗而雅发展过程中的反拨,是词学发展中的一种回溯现象。明词的曲化,并非弊病,它正好是构成明词体式上的重要特征。

试论曾令云文学作品中的“大人物”情结

昭通作家曾令云的创作,重点关注昭通重大历史题材,倾心于表现本土"大人物"。在一个人的创作中,用如此的鸿篇巨制、倾注上千万字的笔墨和精力,来书写和塑造一个地方的历史人物,在昭通文学、云南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皆属罕见。这足以窥见,在作者眼中和心中,这些人物地位之特殊、身份之显赫,也充分透出了作家曾令云的价值观和审美尺度,体现了他灵魂深处的"大人物"情结。

论《文赋》的文质观

文质观在我国文学创作中由来已久,从最初先秦时期对君子人格模式的探讨到魏晋时期文质观念的确立,陆机《文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陆机在《文赋》中通过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两个问题,进而阐述了其文质并重的文质观,这体现在艺术构思与艺术表现两个方面。同时"诗缘情而绮靡"观念的提出,是对文学特质的深刻体认。对内容与形式的重视,是陆机深刻认识文学本质的结果,是纯文学到来的号角,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导。

中华元典修辞学思想文质观探微

文化源头总是决定着文化的个性,我国文化元典的修辞学思想形成了我国修辞学根深蒂固的传统:内容本位轻视形式,这与导源于亚里斯多德《修辞学》注重语言形式的学科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思想立足于伦理学、政治学立场,强调修辞立其诚,注重修辞道德,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中有时仅强调修辞的工具性,把修辞纯作为论辩致胜手段的功利主义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学科不独立,始依附于伦理、政治学说,后依附于文论、诗话,这与亚里斯多德著作以《修辞学》名篇,将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传统判然有别。现代修辞学应发扬我国古典修辞学注重内容、注重修辞道德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他人之长,在形式探讨和理论深化、系统化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论杜甫的艺术审美观

杜甫不仅是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位有着广博高深的艺术鉴赏、品评功力的艺术批评家。书论他以“瘦硬通神”为最高境界,画论他以“画骨传神”为最佳标准,诗论他以“凌云健笔”之风为喜,创作他以“沉郁顿挫”而见长,更多地表现为瘦劲之力、沉雄之气和冷峻之美。杜甫在各门类艺术鉴赏中所共同表现出重瘦劲轻肥俗、重骨弃肉、重神轻形的艺术审美观,是他对魏晋时期的文艺思想和艺术审美观的继承和发扬。

宋代临济宗虎丘派诗歌特色论

南宋初年,绍隆禅师住持江苏苏州虎丘山云岩禅寺,从而开创临济宗虎丘派。早期的虎丘派禅师在诗歌创作中多以宗风护持为己任,往往呈现出质朴粗野之风。南宋中后期,受到崇岳等人诗作的影响,虎丘派禅师创作出文理俱佳的咏物诗、送别诗以及颇有特色的骚体赞、题号偈等。对崇岳、师范、智愚和了慧等十余位虎丘派禅师的代表诗作、擅长诗体与典型诗风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虎丘派禅师重家风、轻文采、好拈颂的创作特色。

例说初中语文听评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以初中语文听评课中发生的一些实例,来分析目前基层学校听评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引起学校、同行高度重视听评课这一重要的教科研活动,并将它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