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parency Reports as a Red Flag for Quality Control of Audit Firms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Experiences

A full application of the new auditing law dated 2005 meant, among other things, an obligation for audit firms to present transparency reports. In the period of 2007-2010, audit firms overcame the barrier and started disclosing the data on their operations, being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 continuous period of four years might seem to be a short period to create a big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audit profession in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However, the issue of who, how, and for what purposes these data were used remains open. Pursuant to Article 7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stitute for Certified Auditors of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ICARM）, the institute is in charge of carrying out quality control. In 2010, ICARM carrie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quality control over the operations of audit firms in 2009. Did ICARM use and how much did it use the data from the transparency reports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the entities to be subjected to quality control？ Is it possible to establish relation between transparency 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audit firms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services they offer to their clients？ The authors will try to provide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in this paper.

证券市场法律威慑力与审计定价——基于新《证券法》的准自然实验

2019年《证券法》的修订是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大幅提高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和威慑力度。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新《证券法》实施对审计定价影响的结果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提升,且对于信息披露质量越差的公司,其定价提升幅度越大。机制检验表明,新《证券法》实施后,审计工作的时长显著增加、审计定价过低的现象得到缓解、高风险以及治理水平较低公司的审计风险溢价显著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新《证券法》实施后,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好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公司的盈余质量提升幅度和财务重述概率下降幅度均更大。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为企业管理者应对严格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启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和运行规则

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有利于降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致的代理成本。新《公司法》已经引入审计委员会,但需填补审计委员会组建的规则,以保障审计委员会发挥预设的监督效果。审计委员会成员资质是审计委员会组建及履职的基本前提,包含独立性和专业性两项要素。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客观公正监督的逻辑起点,应从任职全过程视角评判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同时涤除其获取信息的障碍。专业性要素应根据新《公司法》中审计委员会兼具财务和业务监督职责作扩张解释,即不再局限于财会知识,而是一种保障公司良好运行的能力。此外,还需要同步调整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前置程序,削减控股股东对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对控制力。

处罚力度是否会提高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程度?

为探究证监会监管处罚效应同新审计准则执行有效性之间的联系,以2016—2021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审计师为研究对象,采用PSM方法,从执法和立法层面实证分析处罚力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证监会对审计师的行政处罚会加大审计师再次被处罚的风险和诉讼风险,并使其声誉受损,为了降低风险和挽回声誉,审计师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执法处罚力度越大,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越高;由于新《证券法》在立法层面大幅加大了处罚力度,增强了审计师的责任感知,因此新《证券法》的修订增强了执法处罚力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地区法治环境高、审计师具备行业专长、分析师关注度高的样本中,执法处罚力度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行政处罚的有效性及新《证券法》政策有效性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也为推进新审计报告准则的改革提供了路径。

公司法修订的理论应对与实践挑战(笔谈)

本期刊发的8篇笔谈文章,紧密围绕公司法修改的核心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展开了全方位探讨。宏观方面围绕我国公司法的制度体系、立法因应、立法目的展开讨论,微观方面围绕本次修订的核心内容,对五年限期认缴制、审计委员会、董事无因解任、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异议股东回购等具体制度展开讨论。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张才华在《从公司法修订看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法律制度的每一次重大修订都是在时代主题与发展趋势的深刻变革下接续创新而成,本次修订是一次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修订,同时也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历史征途中进行的一次修订。应时代之需,本次修订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纯化公司治理理念等作为目标,以因应中国式法律体系的建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郑浩凌在《ESG在中国公司法立法的因应》一文中提出,从现实来看,信息披露是形成ESG投资市场的前提,应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而构建“强制披露-自愿披露”的差序化披露模式,以更好保护利益相关者;从长远来看,将公司目标范式修正为对可持续性利益的追求,并通过建立ESG委员会、细化董事会职权,进而推动公司治理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在《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扩展彰显以人为本》一文中提出,新公司法大大扩展了公司法立法目的涵摄范围,可以从“规范”“保护”“完善”“弘扬”“维护”“促进”六个关键词来加以把握,并呈现出严谨有序的逻辑结构。其中规范与保护表达了立法目的的微观层面,完善与弘扬表达了立法目的的中观层面,维护与促进表达了立法目的的宏观层面。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在《五年限期认缴制的解释与适用》一文中提出,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东认缴期限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强制性规定,在适用上,公司和公司债权人才是法定最长认缴期限制度的监督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作为其辅助制度,向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等社会公众作出违反法定最长认缴期限制度的警示。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张冉在《新公司法下监事会制度的变革与挑战》一文中提出,新公司法采用了“原则上应当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法定例外情形下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崭新立场,出现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模式、监事和监事会任意设置模式、监事和监事会法定设置模式等多种模式。职工利益保护模式发生了转型,职工民主在形式上失去了职工监事的保护载体,却加强了公司的行为义务,从而创设了一种行为规范和组织规范相结合的新型保护模式。在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上,仍需要进行精细化作业。清华大学梁上上教授、袁崇霖在《董事无因解任规则的校准与限制》一文中提出,股东会对于董事的解任权是公司权力坐标系中调节平衡的砝码,真正需要配置它的是公司及其股东,而非立法者。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的董事无因解任规则依本质应属任意性规范,将其作为默认规则,可以发挥提示投资者的作用,并有利于减少纠纷,维持公司经营稳定。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无因解任权,应受到来自公司正义原则的实体和程序限制。南京大学王建文教授、汪辰光在《新公司法背景下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一文中提出,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后的出资责任承担问题,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对认缴制的应用漏洞作出了填补。对于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首先应明确保护债权人利益为首要原则,其次应兼顾公司意志与股东私权,再次要在“遵循法的溯及力”与“合理地参照适用新法”之间做好协调,最后要充分发挥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的效用。中国政法大学朱晓娟副教授、潘米在《新公司法对少数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创新评述》一文中提出,2023年修订公司法在规制双控人不当行为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迈出了开创性步伐。对于保护少数股东具有重要制度价值的异议股东回购规则,设置三个条文对异议股东回购规则进行了制度重塑,但也在第89条第3款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规制范围,第89条第1款和第161条第1款规定传统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

审计处理处罚救济中的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之区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06)开始,相关法律法规从提高审计处理处罚救济的效率出发,将审计处理处罚的标的区分为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把财政收支作为内部行政行为,财务收支作为外部行政行为,分别实施不同的救济方式。但是,这种救济制度在实践操作上和理论逻辑上都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这种困境的路径有两个:路径之一是按审计处理处罚的客体来区分处理处罚行为,将政府及其部门的处理处罚作为内部行政行为,将组织单位的处理处罚作为外部行政行为;路径之二是不再将审计处理处罚区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由对处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审计客体自己选择救济方式。在修订《审计法实施条例》时可以直接按审计客体来区分审计处理处罚救济措施,或者淡化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的划分,由审计客体自行选择救济方式。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审计文化变迁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对我国的审计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审计文化是在长期审计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积淀,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通过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审计文化变迁的认识,为审计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从而促进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经济法视角下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增加,为了提高资金和项目投资的使用效率,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全程审计跟踪过程,正在成为工程审计工作的未来方向。全过程跟踪审计工作以审计质量为主要关注点,直接影响审计结果的有效性和审计机构的权威,关系到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和相关企业的长远发展。鉴于此,本文在经济法视角下,为有效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全跟踪审计的质量,对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跟踪审计的依据、方式和要点进行阐述,探讨全过程跟踪审计的优点和效果,并对现实瓶颈与成因进行分析,旨在借此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绩效。

经济法视角下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投资项目持续增多,涵盖领域明显增加,对审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前,政府投资工程的审计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水平,已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方面。基于此,分析了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明确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以经济法的视角出发,可以探究开展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的优化路径。

机构持股、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意见

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及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可能聘请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也更容易获得清洁的审计意见。机构投资者对审计师选择、审计意见的上述影响在法律保护较差的环境中更加明显。在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机构投资者能够改善独立审计的治理环境,进而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它是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替代性治理机制。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定位与规范重塑——以十九大报告关于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精神为基点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典型的中国式国家审计制度,它实质上是保证和监督干部履行以经济责任为基础的综合整治责任的一种特殊的干部管理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在价值目标、监督对象、审计信息披露、审计程序与方法技术、问责机制等诸多方面与一般的国家审计制度之间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在规范属性和内容上介于党内法规和法律规范两者之间。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采取"党政联合立法"模式影响了审计法律规范体系的统一性和国家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为依托,在国家审计法律制度之内做出正式制度安排,实现制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效能。

我国政府审计实证研究述评——基于CSSCI(1999—2014)检索论文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档案研究、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实证性方法来对政府审计问题进行研究,其研究主题涉及政府审计的发展现状、政府审计程序与方法、政府审计的功能与作用、政府审计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政府审计结果公告、国别研究、政府审计人员、政府审计体制等方面。对1999—2014年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回顾和总结后,发现我国学者在政府审计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进展,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政府审计的发展规律、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现有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深度等方面也存在不足。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与对策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法规不健全、财会人员业务素质较低、披露内容片面、披露方式不规范及缺乏监督等方面。因此,应在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人才培养、加大政府部门宣传力度以及加强审计监督等方面做好工作。

法律惩戒、审计意见与审计变通行为——来自上市公司的数据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中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一种手段,法律惩戒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表明,随着法律惩戒力度增强,审计意见和审计行为存在明显的变通可能性,注册会计师会更多地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这意味着,法律惩戒对审计意见类型具有重要影响,是注册会计师做出审计判断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计全覆盖视域下的审计法变迁方向及其逻辑

以如何从修改审计法的角度实现审计监督转型为基点,试图从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审计监督问责制度、审计监督成果转化制度三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为多角度突破审计监督效果的固有局限提供制度保障,亦即达成审计全覆盖战略目标的三个着力点。通过这些法律制度跟进举措的贯彻,力求使新格局下的审计监督与国家监察在反腐败领域发挥协同作用。

经济责任审计若干法律问题之我见

经济责任审计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经济责任审计监督权体现了"权力之融合";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有关部门应将其作为选拔、任用、奖惩领导干部的参考依据;经济责任应划分为直接责任和管理责任;作为个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当事人也具有行政复议权。本文对上述一系列焦点问题作了全面分析,以期为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国家审计与法治国家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国家的建构必然触及国家审计权的重构,提高国家审计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唯一途径是改变现行国家审计权配置模式,将国家审计权设计为一种居于立法权之下、具有独立性且完全有别于行政权的国家权力。

审计法律制度论

近年,会计造假及审计失效现象日益突出,有关审计及审计法的讨论已成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本文从审计制度的一般原理、审计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审计立法的发展动态三方面分析目前理论界的研究状况,并提出建议。

我国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的行政法学思考

在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中,审计机关是否能对政府投资项目的施工方等相关方进行审计、能否对政府投资项目相关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判定、能否通过审计决定的方式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算价款进行核减,以及政府投资项目的施工、监理等相关方的法律救济途径问题,是当前审计实践中存在的焦点法律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合理界定行政权的边界,而界定行政权边界必须遵循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终极目标、以适当划定行政权运行领域为基础、以合理设置行政行为限度为保障的原则。

近代中国国家审计职业化:历史发展与启示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国家审计建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基于职业化的角度考证近代国家审计机关在审计人员准入、职务职称评定、独立性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后续职业教育等方面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发现近代审计机关业存在的专业人员比例偏低、裙带关系明显、人员流动频繁等制约审计职业化发展的问题,这对当前审计职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