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安全秩序与印度的地区战略选择

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南亚地区安全秩序总体可类化为"霸权+权威"模式。在此背景下,南亚地区核心国家印度对域外中国、域内巴基斯坦及域内其他国家采取了三种差异化战略。同时,此差异化战略组合引发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失衡性和断裂性加剧,未来南亚安全秩序更不稳定;南亚其他小国"借势"中国对冲印度,谋求"动态平衡",从而使南亚安全秩序的动荡性增强;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名,将"中国威胁"内化,导致中印在南亚合作的战略空间收窄。

地权冲突与秩序重建——清代“湖团”案研究

清咸丰同治年间苏北铜沛原居民与鲁西南移民之间的湖田权属之争,实质为排他性民间地权观念与国家产权法理的冲突。在无法回避此矛盾的背景下,被钦定调解此案的曾国藩决定重建权威秩序,做出按是否安分守法这种国家标准对土客重新排队划界的仲裁:"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实践中,曾国藩以保障各方财产权和生存权为前提,既强化国家法理的至上地位,又尽可能顺应民间"私情"与尊重"共有的习惯",通过确认合法产权与重新分配权利,成功地化解了国家利益和民间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多方共赢。

权威主义:通向民主的桥梁——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思考

传统上对权威主义的理解是从权威者和服从者的关系来进行概念界定的,认为权威主义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更多体现的是权威者个人的价值观和意志,认为权威主义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相违背的。然而从政治学角度考察,权威主义是一种统治结构和统治方式,而不是专制、暴政和独裁的代名词,权威主义与民主是并行不悖的,其最终目标仍然是实现民主。俄罗斯从独立之初醉心于西方民主到近期对权威主义的呼唤绝非偶然。就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而言,权威主义也许正是其通往民主和国家复兴的桥梁。

BEPS方略:新威权主义重构国际税收秩序的集结号?

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走入巨大的经济困境;于是,陷入财政危机的OECD国家创造了BEPS概念并制定相应方略加以应对;然而,基于纯粹国际层面"节流"理念的技术性方略设计无法克服根本性的经济失衡;由此,以新威权主义再造国家税收主权并重构国际税收秩序的"开源式"发展路径或将成为一种无可避免的世界趋势。而在这其中,"中国模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也许有着一定的路径引领优势,也同时存在着重大的自我完善机遇。

权威协商:农村秩序如何制度化建构?——以一个老牌“问题村”的治理为例

农村秩序的制度化建构关系基层社会稳定,是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描述广州市下围村以基层协商化解派系斗争的实践过程,指出权威协商是制度化建构农村秩序的一种治理方式,体现为县乡干部在维稳方式选择上解放认知,并通过党政镶嵌的规则自治、基于营销的政策创制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这在理论上深化了权威协商和中国协商民主的相关研究,实践上提供了一个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在农村治理中有机统一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