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格与权力感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在一个道德两难的情境中,权威人格和权力感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研究以某市公检法系统的122名公务员为被试。首先采用权威人格问卷筛选出高权威人格组和低权威人格组被试,然后分别进行高、低权力感的启动,最后让被试对一个道德上的两难情景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可以反映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研究结果显示,高权威人格组被试在启动了他们高的权力感后,产生了明显的以规则导向为主的道德思维,而对低权威人格被试,他们道德思维方式则不受权力感启动的影响。由于社会冲突的产生常常与冲突情境中的道德思维方式有关,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些社会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从一个蕞尔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都市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50年来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构建威权体制,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致力发展经济,提高政党统治绩效;主动自我更新,保持政局持续稳定;杜绝贪污腐败,树立勤政廉洁形象;有效沟通民情,巩固执政社会基础。

教科书之外:1929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事件”发微

1929年爆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事件",是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打击政学商界以蔡元培、胡适、张元济为中心相关势力之重大事件。然而由于被打击对象在当时享有崇高威望与丰厚人脉,南京国民政府作出的严厉处分最终不了了之。但持续通过各种不同性质事件打击异己,不断加强威权统治,十数年间将国民党政权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而这种威权体制的建立又使得政学商三界大量重要人物离心离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统治基础,最终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战争中落得个政权覆灭的下场。

论幼儿“二次调整”班级规则的形式及其意蕴

幼儿不只是班级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也通过对班级规则的“二次调整”,进行着与教师的权力博弈。幼儿对班级规则的“二次调整”现象反映了幼儿对成人控制的抵制,彰显了幼儿与教师巧妙地进行着的权力博弈,体现了独特的幼儿文化现象,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发展意义与教育意义。案例研究发现,幼儿“二次调整”班级规则的形式主要有三:积极/明显的反抗、消极/隐蔽的反抗及对教师权威的嘲弄。教师可以积极挖掘、有效利用幼儿对规则的“二次调整”,理解与尊重幼儿的行为,保障、支持并促进幼儿主体性的发展。

中国经验与埃及教训——埃及宪政危机的再思考

以动荡持续时间最长、革命最为激烈的埃及为例,"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发人深省。西方民主宪政是否具有普世性,威权统治模式是否具有合法性,伊斯兰世界教俗关系如何处理,新型媒体与青年运动对社会稳定造成怎样的冲击。总结埃及变局的历史教训,可以为中国的政局稳定提供具体启示。

政治吸纳与执政地位——基于1946—2010年的跨国分析

政治吸纳被认为是权威主义政府执政地位长期保持的重要因素。以珍妮弗·甘迪为代表的学者讨论了议会吸纳的作用,认为制度化更强的议会吸纳会更有效地促进权威政府的保持。针对这一论点,作者首先对议会吸纳进行了重新编码以更有效地区分议会吸纳与政党吸纳的不同作用,并用1946—2010年253个权威政府的数据对议会吸纳和政党吸纳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模型结果表明,议会吸纳的作用是建立在政党吸纳基础上的,且非线性。在较弱的政党吸纳下,议会吸纳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强的政党吸纳下,议会吸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议会吸纳和政党吸纳间具有交互作用,随着政党吸纳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议会吸纳对执政地位保持的边际作用递增。因此,在执政地位保持上,议会吸纳需要在一定程度的政党吸纳上才会产生正向作用,并随着政党吸纳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对尚未具备制度化执政党组织的权威政府而言,相比放开议会的进入限制,当前的要务是加强自身的执政党组织建设,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政党吸纳来增加自身的力量。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制度转向及其制度不及——兼论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维及其范式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制度下个体理性行为的学说,而社会制度的确立原则不同于属于个体的行为原则,因为社会制度涉及到众多社会性因素。不幸的是,流行的新制度主义恰恰舍弃了包括伦理、历史和权力等社会性因素,而试图把制度分析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它或者基于博弈均衡来分析和解释那些正式规则,或者基于理性建模的互动行为分析来构设社会制度。正是基于这种抽象思维,新制度主义必然不能真正剖析制度的产生和演化,舍弃权力结构的博弈均衡所构设的社会制度。

新权威主义、立宪政体与东亚法治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东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体在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开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飞跃和社会发展。虽然新权威主义政体并不排斥民主和法治,且宪法均获得了名义上的权威,但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战略,东亚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出民主工具主义和"国家主义法治"的症状。在20世纪末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亚各国通过立宪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转型。

从威权型法到自由民主型法——法治发展的全球趋势

法治社会的生成是一个不断削弱政治专权、捍卫个体尊严的过程。威权型法作为政治权力的孳息物 ,具有人格贬损、话语霸权、政法合一、严刑峻法等特征 ,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 ,使法不成其为法。从威权型法转向自由民主型法是全球化时代的法治发展趋势。自由民主型法的价值取向是权利至上 ;制度支撑是宪政体制 ,具体内容包括人民主权、权力分割、违宪审查、司法独立和政党守法等内容。

收入差距与威权治理: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

人们常常注意到俄罗斯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差异,但对两国的相似之处却讨论不多。文章认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通常被定义为"选举式威权主义"或者"竞争性威权主义",而中国则被中国问题专家称为碎片化的威权主义。两国在诸如税收、再分配支出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重要问题的政策制定程序上具有相似之处。在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汇集和再分配社会资源的行政结构改革之后,中俄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分化。在中国,经济增长几乎使所有社会阶层的收入都有所增加,而俄罗斯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中俄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改革受益者收入的迅速集中使得地区和阶层的贫富差距愈加明显。

执政稳定、制度约束与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威权体制下政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当执政党能够规范威权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使经济政策具备可预测性，我们就称威权体制具有“执政稳定性”。执政稳定性减少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其积极作用须以权力受到约束为前提。通过计算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我们构建了“执政稳定性”指数，发现执政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是有条件的：第一，相对于个人集权式政体，非个人集权政体中执政稳定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第二，相对于不允许多党竞选的情况，在多党选举合法化的威权体制下，执政稳定才和经济增长正相关。

马来西亚民主化和政治转型的进程与特色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保留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基本形式的情况下,通过'体制内'的转型实现了民主的发展。无论以后是否发生政党的轮替,它在'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都意味着一种新的转型模式的出现。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主化都是通过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政党轮替来实现的。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体制内'民主化的模式,这种转型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其转型的过程更具有渐进性和稳定性,抑制了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无序或暴力,同时保持了政治秩序和治理绩效;执政党在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因害怕下台而过度地打压民主力量,而是较为主动地推动民主的进程,这反而维持了自己的执政地位。这对于各种政治力量来说是一种共赢的方式和结果。这种新的民主化模式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全世界还有很多非民主国家,这些国家通过何种方式,尤其是稳定有效的民主转型方式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