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朴正熙时期韩国发展型国家的形成与演变

发展型国家理论是解释东亚地区迅速崛起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尝试。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是最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之一。作为以威权政体为基础的发展型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与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加大了对威权政体的种种压力,而政治决策者错误的战略选择,致使韩国发展型国家面临空前的发展危机。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中世纪英国的威权分化及其对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的威权模式和威权力量的分化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是形成民族国家形态的重要内因;尤其是教权对中世纪英国威权模式的挑战,最终使国家的主权问题明晰化。

论清末民初国家机构的演变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的过程,比较体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通过权威政治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体现,分析权威主义在国家构筑中的重要作用,得出历史性的结论——制度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与条块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视角是从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出发,探讨此种矛盾引发的应对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但是,此种理论视角忽略了条块关系的作用,未能把条块关系纳入理论分析范围。本文试图拓展这种理论视角,把“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多元化的国家能力建构所包含的冲突”,为解释包括条块关系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条块关系之形成,是中央政府为了建构多元化的国家能力、控制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进一步,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的演变又导致了条块关系的演变。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何以发生?——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

2011年埃及政治转型是窥探当代埃及政治逻辑的窗口。其吊诡之处是在强威权国家未见明显衰弱的情况下,民众抗议运动能在短时间内推翻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年的统治。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回溯性分析可以发现,转型之前的埃及在国家层面上体现出"一体两面"特征。一面是一个未曾出现衰弱迹象的强威权国家形象:经济总量实现持续增长、国家能力保持中等强度、威权执政者绝对掌控国家机构。另一面则是在四种因素侵蚀下呈现出的脆弱性。它们分别是经济增长之下的严重民生问题、低效且脆弱的国家治理、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而在社会层面,埃及呈现为深刻的官民对立与分裂:阶层分野的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对总统和议会以及执政党极低的信任程度、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当时机成熟时,严重的官民对立则成为极化民众动员的最佳催化剂。2011年政治转型的发生正是强威权埃及脆弱性与严重官民对立在特殊时间节点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未曾衰弱的强威权国家则为塞西的威权复归准备了条件。

隐匿的革命对象、极权国家和新革命战略——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学说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批判是理论的主要的功能,因而理论本身不应该成为目标,更为关键的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进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围绕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变化的新的理解,他们对于直接面对的极权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构成了其政治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认为贫困并非革命的真正动因,人的本质异化才使革命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为此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新的革命动因和革命主体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新革命战略和“健全的社会”的政治理想。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马来西亚民主化前后执政合法性的变化研究

作为在族群和宗教上多元化的竞争型威权国家,马来西亚的威权政体在合法性上有鲜明的主体特征。在独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以巫统为执政核心的国民阵线政府凭借族群优势的基本面和优良的政绩得到各族群的支持,展示了强大的治理能力和群众基础。进入21世纪后,在“烈火莫熄”政改运动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的威权政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受惠于经济增长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马来西亚中产阶级日渐壮大,公民社会日臻成熟,民主转型逐渐拉开帷幕。以2018年国会大选为标志,马来西亚实现了首次联邦政权“变天”,开启了全新的民主时代。在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过程中,马来西亚政治合法性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民主转型前,历史上权力的自然转移、政府绩效和程序规则是政治合法性的三大来源。随着民主化的推进,马来西亚民众“民心思变”,程序规则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马来西亚政治合法性天平逐渐由偏好政绩倾向偏好程序规则的民主。

国民党退台后“党国威权体制”的建构

国民党政权1949年败退台湾后,为了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实行一种特殊的"党国威权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进行建构:一方面,国民党不仅掌控各级党政军组织,而且将党组织渗透到工农商学各个界别;另一方面,国民党加强对媒体和教育的控制,使台湾社会在思想上保持相对一致。这套体制维持了台湾社会总体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孕育了日后台湾社会的抗争运动。

权威主义起源的经济学解释——以韩国为个案

本文以韩国为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权威主义的起源。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一个经济发展取向的、能够提供政治稳定的、以理性和效率为诉求的硬政权是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权威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发展型国家、普力夺主义和压制性发展特征满足了这些要求.这成为它得以上台的根本原因。

信访政治的变迁及其改革

原本作为接待来信来访之秘书功能的信访,经过30余年、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信访政治",信访的机构、人员、职能和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地方性立法的保障。然而,访民和一般民众的权利、尤其是其权利的法治保障,却并未获得相应的提升。这种背反情况的出现,正是威权体制的产物,也暗合于中国传统体制之精神。文章认为,信访政治严重悖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民主、法治与科学精神。信访体制的改革,应当回到其宏观体制之根,推动宏观体制本身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改革;应当厘清宏观体制和结构中的信访权力角色与功能定位。

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

在现代政治之中,究竟谁能代表公意?是议会民主制之下通过投票选出的代议士,还是行政威权之下代表民族整体意志的主权者,还是在民粹革命之中通过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在场,呈现公意?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这是英美、德国和苏俄三种不同道路的区别。而在1912年～1927年短短的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其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

社会权利的历史分形与当代整合

社会权利是公民身份权利的基本组成部分,旨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通过与国家政权、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等因素的组合,社会权利在历史上表现出不同的模式。19世纪后半期,社会权利与民族主义、威权政权的结合催生了德国威权主义的社会权利模式,社会权利在其中同时发挥着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威权主义政治合法性的功能。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利模式是社会权利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依附性组合,社会权利通过扭曲自身的价值取向而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福利国家模式则体现为社会权利与资本主义的对决性组合,社会权利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与资本主义处于'战争'的状态。20世纪晚期至今出现的全球化、后民族国家和后工业主义等社会变迁使社会权利表现出整合发展的趋势,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反映了这一趋势。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转型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和重要时代机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取向、行政争议解决的司法权威主义和基于公法私法分离的行政诉讼制度构建,是行政诉讼制度向现代化转型的三个基本条件。《行政诉讼法》应当着眼于现代化要求进行系统性修订,而不应当停留在局部性的修补。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历史遗产与霸权政党型国家的韧性——基于14个非洲国家的定性比较分析

霸权政党型国家是一种将一党执政和多党选举体制相结合的威权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霸权政党型国家的强政体韧性,而没有关注到有些霸权政党型国家也会存在政体韧性较弱的情况,从而不利于问题的厘清。基于历史遗产的理论视角,同时对14个霸权政党型国家的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本文对该类国家保持强政体韧性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更为清晰的说明。这14个国家既包括具有强政体韧性的"正面案例",也包括具有弱政体韧性的"负面案例"。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着两条平行的导向霸权政党型国家强政体韧性的路径或原因组合。第一条路径要求同时具备"主要信奉的宗教是基督教"和"低自然资源租金"两个条件;第二条路径则要求同时具备"集权化的殖民统治""封闭式一党制统治"以及"较高的族群分化程度"三个条件。综合这两条路径,霸权政党型国家保持强政体韧性的核心理论命题是这些国家须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此外,分析结果显示,初始经济条件的好坏对于霸权政党型国家的政治转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