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诗歌·语言诗——玛乔瑞·帕洛夫教授访谈(英文)

玛乔瑞.帕洛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现代语言协会2006届主席。帕洛夫教授是美国最重要的现代派诗歌和当代诗歌批评家之一,主要致力于先锋派实验诗歌研究以及先锋派诗歌与各种艺术领域(包括视觉艺术和文化理论)的现代主义运动、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潮的关系研究。学术论著包括《不确定诗学:从兰波到凯奇》等14种专著和近400篇论文。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帕洛夫教授的诗学理论、她对于美国诗歌、特别是先锋派诗歌和语言派诗歌的思考来展开。帕洛夫教授总结和回顾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并就诗学主张将自己和布鲁姆作了简要比较,将自己定位为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文学史家和注重价值评价的比较文学批评家。谈及美国诗歌时,帕洛夫教授阐述了自己对少数群体诗歌和外国诗歌载美国现代和后现代诗歌中的作用的见解。作为一个长期研究语言派诗歌的批评家,帕洛夫教授阐释了自己对于这一诗歌流派的性质、弱点等的独到理解,并分析了这一流派对于美国诗歌的意义。

人本主义、女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三重奏——论舒婷及朦胧诗审美典范的意义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文革后中国新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朦胧诗群中,舒婷无疑具有审美典范的意义。其诗作具有共同人性审美趋向的丰厚内涵,体现了人本主义哲理、女性主义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艺术融合,从而进入了中国诗歌的经典行列。

个体诗性论证与歧出的先锋诗写:重估昌耀诗歌

在中国当代先锋派诗人中,昌耀是对文化意义的构筑形式极为敏感的诗人,也是对它表现出极强颠覆意图的诗人。这种意图,源自昌耀的古典人文主义执著;也正是这种批判以及批判后的坚守精神,使昌耀诗歌对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具有思考价值。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历史的两种叙事——从90年代先锋诗人阵营内部的论争、分裂谈起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人的文学史意识空前高涨,有不少诗人都自备了详细的"创作活动年表";有的诗人明确提出要为文学史写作;更多的诗人由于不满学院派批评家的规范尺度和审美准则,在创作之余更是直接介入到理论批评的写作以及诗选集、诗论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之中。90年代的当代先锋诗坛,诗人们上演了一场"自己的诗歌自己做主"的戏。诗人们这种直接参与到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中的热忱,大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当代先锋诗歌的研究格局。

美与生命本性的召唤——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邵洵美

作为20世纪中国的唯美主义诗人,邵洵美为中国新诗所引入的美的观念,意义不凡。他力图通过译介西方唯美-颓废主义诗人诗论诗作,为唯美-颓废艺术思想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而融入中国艺术精神,拨去理论与情感上的迷雾。他对诗的品性的定位,把诗融入了哲学、宗教、历史、思维、心理等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里。他所强调的诗的形式要与诗的品性相和谐,把新诗引入了对美的姿态、颜色、形状以及灵魂的凝视。然而,邵洵美对官能享受的率真颂赞,不仅没有为他赢得新诗美学现代性追求的桂冠,反而使他被钉在"颓加荡"的十字架上。

关于19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中“个人写作”的概念研究

"个人写作"似乎已经演变成了19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的权威命名,研究者们习惯用这个概念来指称、总结那一段先锋诗歌的创作特征。然而这种运用却不是建立在对"个人写作"概念的细致辨析与梳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个人"或者"个人化"的字面理解上,这就导致了不少从事"个人写作"的研究者,包括那些讴歌"个人写作"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个人写作"的真实用意。从根本上说,"个人写作"不"个人",它是一种有关国家、民族、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是部分诗人掀起的一次"反个人"的文学思潮:借着已变了味的道义、责任等名义来逃避文学上本应更多元化的自由,而往道德"一元化"或政治"一元化"上靠拢。遗憾的是,面对创作理念与诗学观念在1990年代的一次大倒退,诗歌理论界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警觉,反而纷纷予以配合与接受。

越华新锐诗人现代诗创作述略

越华新锐诗人曾广健、蔡忠、李伟贤在现代诗创作中奋发有为,分别出版了个人现代诗集。他们的现代诗创作具有一些鲜明的共同特征,扎实的华文文化功底等因素使他们在越华现代诗创作中脱颍而出。对他们的现代诗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越南华文现代诗的创作概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对当下诗歌非历史化倾向的批判

新世纪以来,诗歌发展出现了非历史化倾向,"表达日常生活"成为新的权势话语。非历史化倾向,借助网络传播之力,误导了诸多青年诗人。现代汉诗应该保持和发扬其可贵的质素之一——自觉的历史意识。

语言与现实的博弈:论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

经过20世纪80年代语言意识的洗礼,同时也随着社会的急遽转型,90年代以后诗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内在的驱动力主要是语言和现实的博弈,不同的诗歌风格正是博弈的结果和表征,有三种代表性的形态:其一是诗人们普遍感受到语言难以抵达意义的焦虑,现实的因素虽然进入了语言,但最终因“现实”在诗歌中只具有文化符号的性质而成了修饰,词语的快感击退了现实的展开;其二是以个人经验为起点,诗人将重心放在了语言对世界的想象和虚构上,它使诗歌同时具有了认知的功能;其三是通过语言,个人与时代发生了明显的联结,但与集体主义时代不同的是,诗歌对现实的责任感须由语言去完成,在此意义上,语言也成为对于现实的行动。

原创与实验——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艺术趋向

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为寻找诗歌艺术的可能性,常常致力于意象与象征艺术的消解,重视日常性叙述和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性调试,在艺术上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这种原创性的实验和创新相连,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诗坛难以产生经典的恶果。

试论先锋诗歌的转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范型”的转换带来了先锋诗歌的转型。表面上看它是文类学意义上的变构,实质上是内在生长机制的一次自我更新。

新世纪诗歌生态：先锋与古典传统的对话

在现代性观念的主导下,新世纪先锋诗人的写作虽然会不断获得新的契机,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因对先锋的认知越来越泛化,很多诗人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冒险意识和探索精神。有的诗人逐渐认识到,在一味地趋向于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时,也需要重新回到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求资源,让诗歌在新的创造中获得美学和精神的延伸。诗人们在处理先锋和古典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完全静止地将二者对立起来;他们需要在动态的理解中,让先锋和古典传统进行充分的对话,以建构新的审美可能性。

张枣诗歌的古典意蕴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创作中张枣独自经营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园地。在其作品中,大量的源自古典诗歌的意象、结构及其所营造的传统古典意蕴频频出现,构筑了属于张枣诗歌独有的文化场域和古典场景。这种古典特征与张枣的先锋气质巧妙结合,使得张枣诗歌具备了鲜明的、区别于其他先锋诗歌的独特个性。

论1986～1995年的汉语先锋诗歌

1986—1995年是当代汉诗相对沉寂的时期，学界也少有专论。关于那个时期“先锋诗歌”的所指范围，应该关注以下几种现存文本：“口语诗”“非非主义”和相当具有此类倾向的政治波普；由海子、骆一禾、戈麦等元素诗人带来的大量追随文本；常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新浪漫主义”的集体劳作；以及在1986年至1995年之间民间诗报、诗刊上的个人或圈子似的努力。对该时期的先锋诗歌进行精神背景、意识与情结、语言态度及策略、阅读效果诸方面的指认和分析，可以提供一个解读此时段大陆先锋诗歌的诗学角度、路径。

先锋派群体与个人才华:以语言派诗歌为例(英文)

本文主要探讨西方20世纪先锋派运动的轨迹,特别考察了一些典型的先锋派群体的形成与个人才华之间的关系。文章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先锋派运动进行了分类,如俄国先锋派和意大利未来派等,并探讨他们的兴衰。例如,马塞尔·迪尚与达达派运动是否有关,达达派如何解散?本文上半部分对先锋派作了广泛审视,下半部分则转向作为美国当代先锋派运动一部分的语言诗派进行个案研究:首先详细讨论了语言诗派的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理论准则,然后分析了这一激进诗歌运动近20年来的发展轨迹。语言派诗学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已经逐渐融入诗歌主流,其文体特征也已经被吸收进更为传统的模式。这一运动从根本上说已经结束,但从中产生的一批重要的诗人,如苏珊·豪、查尔斯·伯恩斯坦、林·何吉尼安、史迪夫·麦卡弗里,都已经超越了这场运动,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和风格。

现代主义诗歌先锋性困苦的动因阐释

先锋性困苦是现代主义文学一个突出的表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先锋性自身特性,先锋性叛逆传统又受传统制约、批判现实又被现实压抑、抗拒偏见又逃不出偏见、超越庸常又难以实现真正个体存在,这种种围困和两难处境,决定现代主义诗歌先锋性困苦成为必然,且注定没有退却的余地。分析、思考这种困苦动因,对历史和当下颇具意义。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时期的文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新写实小说、第三代诗歌、先锋小说和王朔现象,是新时期较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文本。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不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简单摹仿,它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交融之后产生的结果。这种文学,已经从多个方面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文化现象。不过,对于这种文学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清理和批判。

近20年新诗选本出版的回眸与评说

1985年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分水岭,此前以"朦胧诗人"为主,此后"第三代"、"中间代"、"70后"诗人相继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了"朦胧诗人"的"弄潮儿"地位。1990年代以后,诗歌写作的分化更为明显,"命名"进一步增加,一些不同命名的诗歌团体均推出了代表各自诗歌观念的选本。而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和追求市场效益,各出版社纷纷出版以年度为标志的诗歌精选,形成新世纪以来浩浩荡荡的"年选出版大潮",因为要与市场接轨,先锋和探索性的诗歌在出版物中被弱化,编选者不得不在艺术与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妥协。而由于出版制度的相对宽松,一些个人和团体开始介入诗歌选本的编辑出版之中。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当前诗歌出版物的众语喧哗的局面。

阿尔登·林·尼尔森教授访谈录（英文）

本文是作者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美国文学教授尼尔森教授所作的深度访谈。尼尔森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诗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尤其是非裔美国文学专家。他著作等身,其文学评论著作五部,诗集七部,选编诗集四部,其作品曾获格特鲁德·斯泰因创新奖、美国图书奖等各类奖项。尼尔森教授对非裔美国诗歌和诗学有很高的建树,对非裔美国实验诗歌、非裔美国先锋诗学、非裔美国文学传统、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和黑人文学、黑人文学理论和评介、种族和黑人文学等均有深刻的见解。

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语言变构

受西方哲学界“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从不同角度切入探讨语言、世界、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不再只是呈现世界的工具,而是成了诗歌的本体。这种探索本身带有一种悖论性质,一方面它给当代先锋诗歌带来了新的诗歌观念和语言形式,另一方面把诗歌视为一个自足的语言实体隔绝了诗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在认识到语言本体论的局限性之后,部分诗人开始修正自己的诗歌观念和路线,开始探索从语言向诗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