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中国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中“现代情绪”的书写

采用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以及比较互参的方法,分析了现代派诗人对晚唐诗风的现代性重释、现代派诗人在非线性时间观中完成了自我主体的确证、现代派诗人对中国式“荒原”的书写等问题,着眼于当时的历史场域以及晚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层面,试图窥见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语境下传达出的不同于西方的、繁复的现代情思。

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与诗歌艺术的生产消费

明清民俗故事常叙述犯人即时作诗,获官员同情宽纵,或因作诗而免受灾祸,带来幸运。母题体现了传统"人治"社会法律与执法的特点,犯法者因能诗而提高了个体品位。诗歌消费过程,离不开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共同置身的特殊情境。明清叙述较多变成下层男女过失"犯罪",以具有贵族般才华作诗得蒙宽宥,诗作要按命题要求,具有"双关"性,往往有适度的自辩自嘲和诙谐意味。作诗免罪母题体现了"尊重人才"的意趣、朴素人道主义与人际和谐理想,显示了文人阶层的文化心理向社会运作机制、普通民众舆论的渗透。

流行歌曲与宋词关系研究

流行歌曲与宋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宋词对流行歌曲的形式和情感表达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流行歌曲主动地吸收宋词的精华。这一关系贯穿了流行歌曲的各个历史时期。考察这种关系的形成原因,有三点:一是由流行歌曲自身的艺术特点决定的;二是与流行歌曲的创作者的文学修养有关;三是与听众的审美要求相联系。

当代流行歌曲中的古典诗词内蕴

通过大量的当代流行歌曲与中国古典诗词原文的对照,可以发现,流行歌曲多方面地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秀词句和意蕴,并因此为广大人群所接受,得以广泛流传;而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承传发扬之功,也是不能被抹煞的。

论宋词的俗化

俗化是与宋词雅化进程相伴生的一条演进线索。它通过题材的适俗化、技法的通俗化、情趣的平俗化、语言的浅俗化,使宋词具有向唐五代曲子词回归的趋势,并可与元曲通俗化的发展潮流相对应。但由于词论的导引和文学史书写的选择性,这一潜藏而行的线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论寒山的俗体诗

寒山诗分为雅、俗两类 ,俗体诗表现出世俗性与叙事性的特点。世俗性是说寒山诗具有由宗教文学向世俗文学蜕演的倾向 ,重在展示世俗生活。叙事性首先表现为事件、场景、人物等因素代替情感因素成为诗的内容 ,其次表现为诗歌结构采用了旁观叙述的模式和时间布局的方式。在寒山作品中 ,俗体诗占三分之二 ,代表了其总体创作倾向 。

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在北宋的广为传播,有赖于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由于柳词本身具有雅俗不同的特质,使得柳词的传播效果和反馈评价呈现出复杂性。

王梵志诗旨管窥

王梵志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真"和"俗"。他的诗揭示了真实的心灵,反映了真实的世界,劝慰世俗人生,在当时和现在,都有着积极的社会价值。王梵志的诗歌追求本真自我,追求和谐人生,追求快意与善行,具有和谐的家庭观和超然的金钱观。这些都是世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快意人生之源。其诗旨理趣,照耀千古,远播海外,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

新时期先锋诗歌的民刊策略

自朦胧诗的《今天》开辟自办刊物的特殊出版形式始,民刊策略构成了新时期先锋诗歌的基本生存与传播方式。民刊策略和先锋诗人的民间立场有关,而民间立场的直接后果是以注重艺术前卫性的创造、新的生长点的发掘,实现了对主流文化、刊物的有益挑战。民刊策略也表明新时期先锋诗歌仍存在着没有达到中心和主流的亚文化特征,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

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

柳词具有俗、雅两大属性,但俗词属性为其本质属性。科举在柳永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含义,而是情爱的附属品。花间体、南唐体等只是借用词体民间形式的外在形式,骨子里源头却在传统的诗歌作法,柳永体是对民间词的一次回归。慢词长调、铺叙手法和口语入词都源于民间词。柳永体的雅词体制是词体向东坡体的过度环节。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世纪之交诗歌传播之考察与思索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经历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期,诗歌传播有了一个全新的语境,其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传播媒介的改变。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信息文化等新的社会文化特征都为诗歌的传播带来了新鲜的质素,影响了诗歌写作的状况和诗歌文体从形式到内容各个层面。这些合力最终使得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求真的美学倾向,这种"求真"的美学导致了诗歌写作当中"善"的纬度的缺失。而如何让诗歌写作在真善美之间找到平衡是当前诗歌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席勒的诗歌美学思想——诗的艺术

席勒把诗歌当作美的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门类,所以,作为美的艺术的诗歌就是要把人性分裂时代的人的能力重新组合,从而使人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为此,诗歌应该具有人民性,诗人应该是人民诗人;同时,诗歌必须理想化和高尚化,表现时代精神的真和善,可是不能沾染时代的腐败气息,应把诗的源泉放置在完整人性的心灵中,诗人应该是时代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