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和乞巧歌》英译本中的西和方言翻译策略研究

西和乞巧歌是一种歌谣,其内容丰富,合辙押韵,语调诙谐风趣,语言口语化特征明显。通过分析《西和乞巧歌》英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探讨了西和特色方言的翻译策略,对方言翻译和歌谣翻译研究有较高参考价值。此书译者在翻译时灵活结合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中的音译法、直译法和逐词翻译法,以及归化翻译策略中的意译法、仿译法和改译法,对不同的方言词汇根据语境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使得译文流畅、地道。然而,由于汉语方言书面化的困难,《西和乞巧歌》中部分方言词汇并未在书面文字中表现出来,且原语文本中所有的西和方言特征和口语化特征在译语中全部被抹杀了。尽管如此,用归化策略来翻译方言是让方言作品走向世界的方式。作为第一部关于西和乞巧歌的英译本,此书对于乞巧文化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其翻译策略使乞巧文化内涵在译入语中能够流畅表达,使得英语读者能较好地理解中国北方的乞巧文化。

“永葆童心”——鲍勃·迪伦歌曲绘本儿童伦理教育价值探析

媒介融合背景下,适当选用歌曲和绘本有益于儿童初步塑造道德品质、探索伦理身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的歌曲Forever Young表达了关于儿童养成友善、平等和诚挚道德品质的期望。该歌曲配套绘本将音乐、绘画、歌词有机融合,不仅能使儿童在接受绘画艺术熏陶时同步感受歌曲传递的伦理价值观念,还能凸显儿童伦理身份重要性。绘本主要展现儿童伦理身份的构建过程,引导儿童思考何为社会伦理身份,并帮助儿童调整伦理身份定位。“因时、因地制宜”运用该歌曲绘本,有助于儿童对各类伦理品质的理解由语音层面提升至语义层面,再逐渐内化到观念层面,从而引导他们永葆纯洁善良的“童心”,为其成年后步入社会奠定良好基础。

论谢重光的客家歌谣研究

在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热潮和个人学术情怀与眼界的影响下,谢重光对客家歌谣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对客家歌谣的研究不仅影响了其后来的研究方向,而且推动了我国客家歌谣和客家研究的发展。谢重光从多角度探究客家歌谣的源流、强调客家歌谣中的人文关怀,并结合时代浪潮探究客家歌谣的不同样态,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今探讨客家歌谣研究的发展规律仍有重要意义,实现了客家歌谣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

红色歌谣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发动广大老百姓参与到推翻黑暗势力统治、寻求获得解放的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了红色文化的建设。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它继承并发展了客家山歌原有的针砭社会时弊、讴歌男女恋情、称颂客家妇女坚韧性格等内容,进而对歌谣的内容和创作群体等进行开创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对客家山歌的继承与创新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在创作中体现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秉持文以载道的文化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等。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汉学家司登德的歌谣翻译及其海外传播研究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司登德就将歌谣引入了英语世界。司登德的歌谣代表作《二十四颗玉珠串》和《活埋》收录了19世纪时期流行于北京街头的俗曲唱本,涉及历史故事、民间故事、风物传说等内容。《活埋》一书收录的歌谣尤其具有北京地域特征,为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提供了重要历史文献。这两部歌谣译作在19世纪时颇受瞩目,与作品传递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信息、司登德汉学家的身份和翻译技巧、译作出版方式不无关系。但因作品标注不清、内容芜杂、分类不明等原因,这两部作品在历史中却归于沉寂。这种变化说明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要成功地传播民间文化,必须综合考虑译介目的、读者定位、选材编排、译者身份和出版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客家歌谣收集整理的学术史价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时期,客家歌谣的收集整理也是其中重要的成果,主要受到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影响以及后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推动。有刊物阵地,有一批以粤东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其中李金发、钟敬文、罗香林等的成绩最大,有自己的搜集整理方法并加以研究,从资料学角度看他们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陇东红色歌谣及其历史价值

陇东红色歌谣是甘肃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陇东地区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甘肃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精神风貌。陇东红色歌谣以其时代性、思想性、群众性深受人民的喜爱。通过对陇东红色歌谣的形成与发展、音乐本体进行分析,结合革命战争时期陇东民歌的历史价值,探索甘肃近现代音乐历史中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音乐文化,从而丰富甘肃省近现代音乐历史资料。

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

清乐和六朝乐府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了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

由谣到诗——中国诗歌起源及其初步发展刍论

有文字记载前,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原始“谣音”、原始“歌谣”、“歌”三个不同阶段,并在逐步演变中具备了一定的抒情和叙事因素;有文字记载后,又可以将“诗歌”、“歌诗”、“诗”作为诗歌研究的主线。由最初的“谣音”到成熟的文人诗,中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融汇且渐变的历程。

沈从文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学的移用

五四时期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同步展开的时代语境下,民间文学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价值也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们发现,新文学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并在他们的创作中运用民间文学,沈从文也不例外。"筸人谣曲""劳动号子""小调"这三种形式的民间文学在沈从文乡的土小说中体现最为鲜明,沈从文众多文本中都对它们进行了移用,使得其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在增添文本表现的地方性色彩还是在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两个向度上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进而鲜明地服务于其乡土小说写作的美学意蕴,体现出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不可忽视的深厚关系。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扬州民歌没有山歌体裁吗——兼说中国民歌分类问题

关于号子、山歌和小调作为民间歌曲研究的体裁分类,从1942年吕骥首倡到1964年集体编写的"民族音乐概论"1出版,体现了中国音乐学术界民歌研究分类的思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目前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没有扬州山歌,而有关扬州地区民歌的著述,分类也只有"号子"和"小调",独缺"山歌",让人疑惑不解。是扬州地区本来就没有山歌体裁,还是被误划到"号子"或"小调"中了?如果没有误划,那么其他民歌体裁是如何分担"山歌"传情达意的社会交际功能的?如果是误划,是如何误划的?

江西兴国山歌的歌唱艺术初探

挖掘、借鉴民族民间歌唱艺术的优良传统和科学经验是声乐艺术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江西兴国山歌为研究对象,从它的音乐特点、歌唱法及歌唱审美等层面进行研究,探讨兴国山歌唱方法上的特点和审美价值。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试论中国古代歌谣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风俗的关系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口头诗歌,是能歌唱或能吟诵的韵文,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歌谣都是因人而起、缘事而发,反映了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是古代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歌谣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时期的采诗观风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俗巡使制度,统治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民间歌谣的搜集和采察工作,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作为社会风俗重要内容的歌谣可以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

抗战大后方民歌民谣文献意蕴研究

抗战大后方抗战歌谣,有的控诉日寇滔天罪行,揭露汉奸野蛮暴行;有的颂扬将士英勇杀敌,讴歌中华抗战精神;有的号召全民抗战动员,增进民族和谐团结;有的歌唱工农努力生产,劳军募捐援助前线;有的称赞军民一家亲情,齐心协力共同建设。这些歌谣共同构成了一幅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坚忍不拔、气壮山河的恢弘图景。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荆楚民歌中的水味歌谣

水资源是大自然赋予荆楚的宝贵财富,水乡泽国的自然环境培育了荆楚一带民众情感丰富、特好幻想的心理状态,因而这里的歌谣才具有水的柔性,水的灵性,水的奔放与浩瀚。荆楚民歌中的水味歌谣体现了多姿多彩的水乡风貌,浸透了水乡儿女的似水柔情,蕴涵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水味歌谣本身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成为民歌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蒲松龄俚曲今唱探微

蒲松龄俚曲，是蒲松龄以当时民间流行的明清俗曲作曲牌。用白话及淄川方言俚语填词讲唱故事，运用曲牌联套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体。现今的蒲松龄俚曲只有10支曲调尚存，因此，如何将这一古老的说唱艺术传承下去，是文章将要探讨的问题。